在讨论中做研究｜访谈2017乌家培资助计划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李三希教授

学会秘书处

2017年度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授予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强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三希教授，以表彰他们分别在社会媒体及其影响机制领域，在拍卖和契约设计、协调匹配领域的理论创新贡献。为了能够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中国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学会近期对两位获奖者进行了专访，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和研究方法，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助益。以下为李三希教授的专访内容。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本科和硕士是武汉大学数理金融实验班的，那里有着对纯学术研究追求的浓厚学术氛围，对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我影响深刻，是我后来选择学术道路的重要原因。后来出国在图卢兹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和博士，那里的学者们有一套统一而独特的研究风格，他们做的科研‍‍更多地是从方法和技术上寻求突破。我在那里10年深受他们的熏陶，接受了系统的工具和方法训练，基本上奠定了我后来做研究的范式。毕业之后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发现这里特别强调问题导向，强调‍‍做研究要直面现实的问题，这种氛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的研究就从纯文献出发慢慢地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我也慢慢开始从一个只关注文献的象牙塔学者转变到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者。‍‍‍‍

请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创新点。

我的研究一直聚焦在如何通过机制设计降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损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关于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时多任务分配的问题。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包含修建和运营维护两个环节的任务，这两个任务之间存在外部性，某种程度上修建的质量决定了后期运营维护的难易程度和成本。把两项任务捆绑给同一个代理商有助于激励他提高工程修建质量，但同时也可能造成后期运营维护阶段无法选择成本更低的代理商，导致后期运营成本升高。这个时候应该如何抉择，我的研究刻画了这种权衡，并且分析出什么情况下应该捆绑任务，什么情况下应该拆分。

第二个是研究数字经济环境下，数字技术对需求端和供给端的赋能和影响。比如，互联网和电商的出现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信息搜寻模式和购买方式，传统消费者搜寻模型所刻画的最优搜寻行为潘多拉法则已经不再适用，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刻画。再比如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大数据杀熟的问题，数字经济赋予了‍‍厂商大数据分析的能力，让它能够掌握更多消费者的信息，并且利用这种能力进行差别定价。社会上对这种做法非常反感，国家反垄断法也开始禁止这种差异化的定价。但我们的一篇研究发现，如果存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相对于我们禁止厂商进行价格歧视，其实允许厂商差异化定价，反而有可能对消费者更好。‍‍‍‍这为大数据杀熟这个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寻找科研问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读文献。要多读文献，尤其是读博的阶段要沉下心来读很多文献，研究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可能都需要来源于文献。另外一种就是来源于现实。‍‍平时要多关注一些经济类的实时热点问题，从里面发现研究的主题。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目前主要的‍‍分析方法还是用博弈论跟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基本上沿用了当时在图卢兹的那一套研究方法，它最基本的工具就是博弈论以及在博弈论基础上发展起来‍‍契约设计和机制设计这些工具，还是以‍‍理论的定性分析为主。‍‍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我未来的研究是双向的，一方面关注数字技术对信息经济学带来的改变，比如大数据技术改变了‍‍消费者和厂商获取信息的渠道和能力，这对于博弈的信息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区块链现在被很多人认为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那么它到底能不能真的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会存在哪些问题？

第二个是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去看，怎样用‍‍信息经济学的工具来促进数字技术的发展，比如怎样通过机制设计的方法帮助区块链解决链下到链上的信息真实传递问题。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首先，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一点是一定要对科研本身感兴趣，这点非常重要。只有当我们感兴趣了才会整天去琢磨它，我们才有可能取得突破。‍‍也只有当我们感兴趣了，在出现突破的时候，我们才会获得成就感和喜悦感，支撑着我们一直走下来。所以，每个做科研的人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做这个事情，如果不喜欢就没必要做，去做其他能够发挥价值的事情会更好。‍‍

其次，做科研一方面需要自己埋头看文献，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多跟别人沟通交流。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讨论能够互相启发，‍‍能让研究变得更有趣，避免钻牛角尖。‍‍尤其要多跟自己年龄相仿的人沟通交流，这样沟通起来没有太多障碍，可以交流地更深入。我自己就更喜欢在讨论中做研究，我的合作者基本上都是我的同学。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教的主要课程有《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导论》，都是跟我的研究方向紧密相关的。另外，上学期我和其他四位老师合作上了一门《数字经济导论》的课程，学校准备要开数字经济的本科和硕士专业，未来我会继续在这方面承担一些课程，‍‍我们也正在编写数字经济的系列教材。

我觉得自己相对还比较年轻，跟学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代沟，我们经常在一起沟通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一些合作的课题，我有一些文章就是这样跟学生一起完成的。另外，我看到我们学院有一些老师带学生带的特别好，成果也非常棒。他们的方法就是“传帮带”，除了老师自己之外，还要充分发挥师门成员之间的能动作用，比如师兄师姐对师弟师妹的指导和帮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一个文化，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请您谈谈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心得和感受。

我非常感谢学会。学会这些年进行了很多改革，包括乌家培资助计划的设立，对于推动整个中国信息经济学学科的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乌家培资助计划的理念是资助年轻的有潜力的学者，而不是颁给已经在这个领域知名的专家，这个理念非常好，因为对于知名专家来说多得一个奖只是锦上添花，而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和支持，能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做科研，做出更好的成果，有些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当时都只是副教授，但这些年我们都成长起来了。我自己当时得到这个奖是非常感激和忐忑的，它让我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因为不能辜负学会和前辈们对我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