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秘书处

2019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授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登攀教授和现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陈斌教授，以表彰他们分别在信息管理和信息经济领域的理论创新。为了能够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鼓励更多的人投入到中国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领域的研究，学会对两位获奖者进行了专访，深入了解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和研究方法，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助益。

做学问的戒、定、慧——

专访乌家培资助计划获得者刘登攀教授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是02年开始在UTDallas商学院攻读信息系统专业的博士，06年毕业。当时受IT泡沫破灭的影响，信息系统方向学术就业市场特别差，教职机会很少，但我很幸运找到了阿拉巴马大学亨茨维尔分校做助理教授，并于六年后顺利通过了终身教职的评审。但就在这时，爱荷华州立大学给了我一个教职机会，这是一所很好的研究型大学，但这个教职机会是需要通过重新做助理教授评终身教职的，经过考虑我最终选择转到爱荷华州立大学，因为这个学校更偏研究，更符合自己长远的发展规划，转过来后因为成果比较好，两年就拿到了终身教职。后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做长聘教授，我就放弃了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到清华大学执教。

您是什么原因坚定的回到清华呢？

正如学会理事长谢康老师在“百年变局，中国原创”一文中所提到的“百年不遇的机会窗口”，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重要的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相应地在信息管理领域也产生了许多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新问题，我当时是希望自己可以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近距离地、更系统化地研究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清华的学生非常优秀，我当时也希望经过自己长期不懈的努力可以在这里培养出一批未来在信息管理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本土青年学者。

请您讲解一下您的主要理论创新点。

关于软件复用和最优排序问题，传统模式是把整个系统开发出来，而一种新型的开发模式是渐进式的开发，例如开发一个ERP系统，里面有多个模块，当财务模块做好后，没必要等到所有模块都开发完成后再发布，因为财务模块已经可以对用户产生价值了，可以先把这个模块发布出去，同时再进行其他模块的开发。渐进开发模式与传统模式因为开发模式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的结论，比如软件复用问题。传统软件复用的决定要越早做越好，因为越早可以节省更多的开发成本。但在渐进模式下，考虑到有部分用户会提前使用新开发出的部分模块，不一定是越早开始软件复用越好，因为准备软件复用是需要一定成本的，会给部分软件模块的发布造成延迟，从而会对部分用户效用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关于软件复用决定的最佳时机问题，不同用户与开发者之间可能会存在分歧。还有关于模块开发顺序问题，用户与开发者之间可能也会存在分歧。为了解决这些分歧，我们提出了以转让定价为基础来建立有效协调机制的新思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关于个性化服务系统中资源最优实时在线分配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提供个性化服务是需要计算资源的，当只有少量的人来到网站时，为每个人提供最优的个性化服务是没有问题的，但当这个网站特别忙的时候，如双11，给所有人提供最优的个性化服务对网站而言可能就不是一个最优的方案，所以这时网站就有了取舍权衡，会考量如何最优地实时配置个性化服务的资源，优先服务哪些用户。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了一套批量式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优化方案。这套方案可以很有效地被应用到实际中。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批量式服务的方法显著优于传统的基于排队论的方法。

关于电商广告竞争的问题，传统的关于广告竞争的研究没有考虑系统容量的问题。我们在广告竞争的基础上纳入了对系统容量的考量，这对于电商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不考虑系统容量，电商往往会过度投放广告，从而造成大量的损失。我们还考虑了电商广告竞争中的内部组织架构的选择问题，传统的观点认为集中化的内部组织架构是最优的，但我们发现在有电商竞争的情况下，分散式的内部组织架构可能会对电商更有利。

您是怎么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传统的方法是从文献中找gap，找别人没做过的，但我认为我们不能过度依赖文献去找问题。文献中存在gap是判断一个问题是否是好问题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有些gap存在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不重要的问题所以没有人去研究。我建议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尝试另外一种方法，即从实践中找问题，当然这需要对业界IT的动态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先找到业界的痛点问题，再去看这些问题是否已经在文献中被研究过。中国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商业模式的创新，我们这个领域的中国学者应该多去关注这些创新，了解业界的痛点问题在哪儿，做对实践有真正指导意义的理论研究，这也与谢康老师讲到的“中国原创”的理念相契合。

您在研究中用什么视角来分析问题，提炼科学哲学？

我认为做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先找到有趣的研究问题，再根据问题的需要去找合适的研究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如果所需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自己不熟悉的，那就要有快速自学的能力或者去寻找熟悉这个方法的合作者。有些研究者有一套自己比较熟悉的研究方法，就习惯于基于这套方法去寻找相应的可以用此方法解决的问题，这样找到的问题受研究方法的限制太多，往往不是实践中真正的痛点问题。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我觉得谢康老师在“百年变局，中国原创”一文中说得特别好，在当前的中国，学者有空前的历史机遇，我们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创新，我们要争取讲好中国故事，研究出新的对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

请分享一下您的研究心得。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应该以修行者的态度去做研究，也要以修行者的方法去做研究。这里提到的修行者是泛指那些为了最终得到灵魂上的开悟而不断努力的人。

为什么要以修行者的态度做研究呢？丰子恺曾提出，人的生活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做学术研究属于第二层次，但如果做研究是为了衣食住行、功名利禄的话，那我们就掉到第一层次了。从我个人来讲，做学术是一个修行的过程，经过各种磨难去探索未知，是为了最终能到达第三层，也就是灵魂上开悟的境界。学术研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文章被拒大家都会很难过，但如果把它看做修行中所必须经历的一种磨难，面临挫折时就会平静很多。我相信以这种态度做研究，好的成果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

第二方面要以修行者所用的方法来做研究。比如佛家提倡的修行方法：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生慧。我们做研究时持戒也很重要，当然这里的戒不是指佛家的戒，而是指要戒掉功名利禄、发财当官等杂念，只有戒掉这些想法，很纯粹地做研究，你才能把心定下来，从而产生真正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你才能做好研究。我们都知道修行者经常会使用meditation（冥想）的方法，做研究也是一样，专注、深度思考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冥想，这种冥想的状态是做好研究不可或缺的，而要进入这种状态就必须戒掉种种杂念。

请谈谈您的教学心得。

我重点谈一下怎么指导博士生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对研究感兴趣，导师需要用实际行动去感染他们，我跟他们经常在一起读论文，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头脑风暴，用对研究的热情去感染他们，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兴趣。我当初回国的一个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培养一批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我现在每天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着。我的学生只要需要讨论研究问题，我就会放下手上的所有事情来跟他们讨论。这些学生很优秀，不重视他们是对人材的浪费，太可惜了。这些学生如果培养好的话，将来在国际学术界是会很有竞争力的，关键是老师要花时间，花心思，把他们放在自己心中很重要的位置，他们是能感受到的，所以也会更加努力。

乌家培资助计划也会同时资助您的博士生。

太好了，我们现在很需要这种资助，比如资助学生尽量多地参加顶级的国际学术会议，培养他们的国际化视野，这对他们长远的发展很重要。

您的获奖心得？

一是高兴，二是感动。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很高兴，因为这是学会对我工作的认可。几天前读到谢康老师文章“百年变局，中国原创”，我真的被他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境界感动了，他的文字让我感受到了中国前辈学者的期望之厚重，也感受到了我们年轻学者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之重大。我觉得这不简单是一个奖项，它更重要的是承载了中国前辈学者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会一如继往地努力。

热爱、聚焦、专注是科研创新不竭的源泉——

乌家培资助计划获得者陈斌教授专访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大学所学并非经济学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下铺同学买的一本著名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一下子就被书里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开始了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整个大学生活，对于经济的学习过程非常孤独，逼迫我只能独立地思考，长时间缺乏有效反馈也需要克服自我激励不足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后来我着重研究信息反馈对人的激励影响。

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对我选择学术道路影响深远。两位导师对待学术的热情影响和感染着我，这种榜样的力量让我耳濡目染，不敢丝毫懈怠。博士导师并没有直接给我研究题目，而是让我自己去寻找课题，并不停地予以否定。这种训练的过程让我学会了更多，并在很早就懂得了如何自己寻找合适的研究课题。导师还告诉我“一个人要成为一方面的专家，可能要重复1万小时这个事情，每天如果去练习三个小时，大概十年之后你就会有一点点的成果”。这些话深深地影响着我，从学经济学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这么践行着，也深刻地体会到了长时间坚持训练的重要性。喜欢是很偶然的，但把它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还是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自己很幸运，一路成长的过程中总是遇到贵人加持，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而最让我高兴的是找到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这个组织，有了更多机会与同领域老师交流合作，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未来可以一起为中国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领域做更多的贡献。

请介绍一下您获奖成果的主要创新点及其实践意义。

区别于传统的基于“可验证信息”的契约理论研究，我着重研究基于“不可验证信息”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比如，老板给员工先设定一个标准，再用这个可检验的标准去兑现对员工的承诺和奖励，这是基于以往可验证信息的契约理论。但当评价标准本身是主观的情况下，比如现在提倡的贡献评价，本身就是主观性的机制设计，就会存在制度设计者会说谎的问题，或者说信任问题，被评价者怎么相信评价者不会说谎。

以往的研究有两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个是无限次重复博弈，还有一个是烧钱（非平衡预算）机制。无限次循环是指老板和员工的这种博弈不是一次的，如果老板说谎的话，以后就没人愿意干活了。但这样的实施必须是无限次重复。如果是有限次，哪怕是9999次，结果跟一次也是一样的，这本身是一个囚徒困境的问题。而烧钱机制是指，在有限次博弈的情景下，如果老板给员工的评价是好的，他就要实现给员工的承诺或者奖励，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成本。如果他说员工做的不好，钱就不会给员工，假如钱可以留在自己口袋里，那么他为了节约成本，往往会说员工做的不好，这个时候就要求老板把钱给第三方或者是烧掉这笔钱。无论老板说员工好还是不好，钱都不会留给老板自己，以此来避免老板为了节约成本而说谎。但是烧钱和无限次一样，都很难在现实里面找到实例和支撑。

而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没有必要无限次重复博弈，也没有必要把钱给第三方，在有限次里面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博弈进行两次，老板或者是机制设计者，他对员工报告的结果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是总结以前的绩效，另一种作用是揭露以后这个项目继续完成的潜力。这里面有一个平衡，老板告诉员工做得好他要兑现承诺，但同时他让员工更有信心地去完成下个阶段。成本是要兑现奖金和收益，但降低了以后的激励成本，这个时候哪怕是有限次（两次）的博弈，老板也可以讲真话。这个理论在企业的薪酬里面有很多应用，比如怎样搭配地使用主观评价和客观数据这两种指标去做激励薪酬的设计等。

此外，我们研究还发现好的招聘和绩效评估这两个东西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也就是说企业如果有非常完善的招聘评估过程，那么它可能就会丧失一点主观绩效评估的效度。企业如果要加强主观绩效评估的效度，那就要弱化招聘评估。这在现实中有很多的例子，比如谷歌，它的工程师追求的是用技术新理念引导市场需求，并不是从市场需求调查出结果去反哺技术，这个目标本身是很难考核的，并没有太多的业绩考核指标，绩效评估基本上形同虚设，但是它有很强的招聘过程，进谷歌是非常难的，要经过层层的选拔和评估，强大的招聘确保了它找到的是合适的人，而不是靠绩效评估来保证他们的工作质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组织和岗位，比如中国制造企业的工人，他们进到企业里面不是那么困难，但进来之后绩效评估会非常严格。以往的管理教科书告诉我们，既要做好招聘也要做好评估，而我们的研究则从理性决策的角度，经过严格的数学证明，证明了这本身是存在冲突的，哪怕是一个完美的机制设计者，也没法同时做好这两点。企业的最佳决策是结合自己的目标有所取舍，选择强化对自己最有利的一个。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可以直接应用到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去。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快30年了，很多问题已经错过了，大的理论创新很难。我希望做有强烈现实驱动的边际贡献，比如从企业管理本身找到一些实际的场景，没有解决的问题，或者我们的理论还没有很好地去聚焦的问题，从中提炼出一些理论点，并找到和现有理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差异，也就是找到研究的边际贡献的那个边际，去揭示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的现象。真正的理论创新是只阐述一个地方的差别，而不是若干个，若干个本身缺乏预测的意义，也缺乏理论意义。就好像我们去做ct或者做X光，永远找的是一个截面，只从截面看问题。

整个学术界也是非常苛刻的，大家希望看到很不一样的理论，但是又不希望我们的理论和原来的理论差异太大，我们只能用和以前很接近的东西去告诉大家，其实原来只是忽略了一个细节才导致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并不是最开始就发现很多不一样，而是一点点去发现，这也正是人类认识新世界，学术不断往前推进的一个过程。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主要运用的是博弈论。我的研究本身也是属于应用博弈论的范畴，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再反哺学术的理论研究。我非常喜欢到企业里面去讲课，这可以让我接触到最真实的企业，了解到不同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很多是共性的，非常具有研究价值。我觉得要从小处着眼，系统地去分析问题，比如，经济学长久对绩效考核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绩效考核本身的激励作用，没有考虑管理学强调的绩效反馈功能，或者是忽略这个功能，我是最早研究绩效反馈对绩效评估的交叉交互作用的，通过绩效反馈来支撑绩效评估本身的效率，结合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学科的思想和方法。

理论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对过去问题的总结分析，而是要结合前沿的趋势做一些预测性的或者是未来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研究，这样才能为中国企业的发展提供现实的指导，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助力。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我未来还是会坚持目前基于不可验证信息的激励理论，将自己的研究更深入踏实地做好，会投入更多的时间，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志同道合的老师加强合作，结合中国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做更多“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研究，也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回馈社会，为建设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请分享一下您的研究心得。

我太太是大学的教授，科研热情非常高，我们互相鞭策，相互促进。这种家庭氛围也使得我更加热爱科研。

除了“热爱”，“学会接受失败”也同样重要。科研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提出一个新想法，构建一个新模型，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去验证，但最终却可能并没有价值和收获，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能收获正向的产出。正是在这种漫长曲折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坦然面对和接受失败，也锻造了执着坚持的信念。

另外，科研和生活的平衡是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对我来说，并不追求高产，更加希望沉下心来聚焦问题，做深入的研究。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年在国内外优质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

请谈谈您的教学心得。

我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相互尊重的朋友关系，我希望能够把一些理念和思想带给学生，鼓励学生独立自主地去寻找研究课题，做好研究，学生需要时我会给予适时的指导。这种教学理念也是从我的导师那里传承过来的。

导师对于学生最大的影响还在于以身作则，自己对待科研的态度会让学生耳濡目染。我会向自己的导师一样，鼓励有能力的学生去追求更高的理想和目标，期翼他们未来做出更多的成绩和贡献。

请您谈谈对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心得和感受。

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我感到十分的荣幸和激动，非常感激学会给予我这个荣誉和肯定，这一奖项的初衷更多的是一种鼓励，它并非授予那些已经功成名就之人，国内在这个领域有很多资深的专家学者，都比我优秀很多，这个奖对我来说可以理解为一种‘压力’和动力”。获奖也让我对未来的研究更多了几分信心，会更加努力，不辜负学会和大家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