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美琪：改革开放40年，我成了电子商务的“布道者”

上世纪90年代，我首先在人大信息学院教授相关知识，写了教科书“电子商务概论”，这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教科书之一。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这一年，考上研究生，让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后，我留在了大学，继续从事热爱的教育工作，期间得到了多次出国的机会，深入考察和学习国外的一些经验。

回国后，我们结合国内国情去实践，和我的同行一起做出了一些成果，为社会尽了微薄之力。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变化。

为一些单位建立管理信息系统

“文革”前，我在清华大学学习计算数学，有机会接触当时人们并不了解的计算机。其实，早在1959年，当我还是高中生时，就参加了清华大学119计算机制作的辅助工作。

119是个巨大的家伙，由像灯泡那么大的真空三极电子管、二极管、电阻、电容等部分组成，所有的上述原件都由可见的电线连接着。我为电容焊上电线，有的同学就把电线编成一把一把的辫子。那时候，大学里的计算机从电子管，到晶体管，慢慢地发展变化着。

然而，“文革”不期而至，许多科研活动被迫停止。好在1978年以后，我国的计算机研究又重回正轨，计算机又接着发展到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到如今，更是发展到了量子计算机阶段。

“文革”前，我学习计算数学，这个学科教我们用计算机计算一些复杂问题的方法，例如，如何计算原子反应所需要的数据。我们当时的理解是计算机是做科学计算的。但即使“文革”期间的中国相对封闭，我们仍然知道一点，那就是，计算机也可以用于商业决策，甚至大多数计算机都是用于商业的。

1978年，我的导师们——陈余年、萨世煊、江昭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中国首个经济信息管理系，以计算机、数学为工具解决管理问题。作为第一届研究生，我感到非常荣幸，如饥似渴地学习，追赶我们曾经失去的时光。

1980年，我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资助，去美国学习HP3000小型机。那时，UNDP还派了专家在人大开办管理信息系统研究班，我们不放过任何一次听课机会。那时候，我们的经济信息管理系在全国起着引领的作用，随后很多大学也开办了经济信息管理系。

在国家信息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舆论准备，很多企事业单位以及机关单位有了建设管理信息系统的需求。我们带领学生进行系统设计、编程，成功为一些单位建立了管理信息系统，例如，天津港管理信息系统等。此后，很多管理信息系统随之建立了起来。说起来，我们也算为国家的信息化作了一些贡献。

最早在人大教授“电子商务”知识

1993年，我幸运地参加了加拿大援助的CIDA项目，学习了电子数据交换（EDI），这是电子商务的前身。麦吉尔大学的教授用一个有趣的软件教授繁杂的EDI，我对此感到很新奇，每天都想早点学会这个技能。

回国后，我首先在人大信息学院教授相关知识，写了教科书“电子商务概论”，这是中国最早的电子商务教科书之一，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我还首次在国内做了几个教学模拟环境软件，例如电子商务博弈教学模拟环境软件，学习者通过网络进入我们的软件，可以选择扮演商家或者客户角色，通过模拟在市场上竞争、博弈，学习如何当个好的挣钱的商家，或者如何当个达到自己目标的买家。

当前存在的教学模拟环境软件大多受此启发，这些软件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电子商务后期发展的预备知识。该软件也获得了北京科技进步三等奖。

我的人大同事陈禹教授敏锐发现了弗农·史密斯的经济科学实验室，1994年，我们参观了他的学校和实验室，他送给我们一本他写的实验经济学的书，此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发（2002年由于在实验经济领域的贡献，弗农·史密斯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向弗农·史密斯学习，在人大首创了中国大学里的经济科学实验室。

以前只有理工科做实验，如今经济也可以做实验了。人民日报报道了我们的成果，我们的经济科学实验室荣获教育部教学成果二等奖。

如今，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子商务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比如，网上购物、发达的快递业、打车软件……我们的移动商务已经相当发达，信息化水平名列世界前茅，很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感觉。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给我和我的周围带来的最切实的改变。

□方美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秘书长和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