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与通信管理｜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吕廷杰教授

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我本科是在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读的无线通信专业，硕士转到经管学院学习系统工程。1985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全国正在进入固定电话网大发展时期。学校的老前辈们就带着我们年轻老师到全国各地做通信网的规划，用系统工程、运筹学的方法进行趋势预测及网络的优化，那时我的研究就从基础性的研究转向了应用性的研究。后来我做了很多这样的规划和咨询工作，还应邀参加了首届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工程青年学会的年会。当时的背景是中国要加入WTO，主办方国家体改委请了各行各业相关领域的年轻学者们，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加入WTO的利弊。会议结束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定期交流的机制，这些交流对我的帮助很大，为我打开了更广泛的视角，也为后来的授课提供了实例，让我的授课内容更通俗易懂。在这之后，我认为有三个经历对我的学术发展和成长非常重要。

第一个经历是在1993年，那一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发布了NII（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计划（媒体将其称之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在国务院的要求下，发起了一项重大研究课题“发展我国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对策研究”，课题的负责人是前北京邮电大学校长，中科院资深院士叶培大教授，项目组包括师昌绪、王大珩等4位资深院士和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的领导和专家、以及北京邮电大学的5位老师。我本人有幸成为这个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撰写了中国第一份互联网报告的前两章——社会经济背景和发展趋势这两部分。

院士们的水平极高，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从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启发了我思考问题的方法，也重新奠定了我后来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我感受到的一次重大挑战就是在院士报告会上，当时有很多学术界的泰斗和各个部委的领导来听我们报告的汇报。由于前两章是我写的，汇报时有位何祚庥院士就打断我说：“我觉得你们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正在搞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工业还没有现代化，农业也没有现代化，你们突然搞个信息化，请问信息化能当饭吃、能当衣服穿吗？”

然而，由于在课题组得到了熏陶和老专家们的真传，我当时的回答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我说我们做信息化不能替代吃饭、替代穿衣，但它却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发展的加速器，能够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个回答后来也成为我们建议国家开放互联网、发展网络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依据。我们课题组当时这么认为还主要是从逻辑上来推断的，在理论上欠缺严谨的证明。因此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要在有生之年从理论上证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诸多因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推手就是信息化。一直到现在我还在带着几位博士做相关的验证工作，目前已初见成果。所以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甚至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人类信息化进程中的一个咨询类的研究。这个研究后来也衍生出了我对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力的理论依据的浓厚兴趣。

第二个经历是我去日本京都大学读博士，这段经历让我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非常大的收获。我的导师是前日本运筹学会的主席长谷川利治(T. Hasegawa)，他在美国霍普金森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接受了很多美式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他对我学术研究方法的训练是非常到位的。每个星期我们都有seminar，老师会布置我们看指定的论文，由每个人轮流来主讲对各篇论文的理解和分析，大家共同交流和切磋。另外，他还是很多著名杂志的评审人，他会把杂志送来的稿件分给我们这些博士评阅，如果有看不懂的或者有问题的就跟他请教，这培养了我看学术论文的习惯和能力，特别是提出问题和质疑的习惯。那时候，为了我的博士论文的开题，我整天泡在图书管理里阅读文献，还参与接待来自国内的短期访问学者，与他们一起交流，这让我的理论研究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第三个经历是1994年，我作为邮电部后备干部参加了一个有100多名邮电部副处级以上年轻干部的集训。当时国内通信发展地非常快，政府垄断、行政专营的通信管理体制已经没法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了，为此，国家准备成立中国联通，引入竞争。在上述背景下，邮电部大选选派一批年轻人去欧美学习，培养我们的国际视角，了解通信前沿技术发展和通信产业竞争规律，以便更好地适应正在到来的产业新格局。集训是全英文授课，英文考试。授课讲师包括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的高管和邮电部翻译公司的人。集训结束后，我作为成绩最好的十五个人之一，被送去美国AT&T工商管理学校和贝尔实验室学习进修。另外还选拔了30个人在进行了半年英语强化训练之后也被分两批送去学习，其他人大多也被送到韩国、欧洲等地学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通信界的高管和领军人物。这段经历让我接触了很多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了我国际化的视角。

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在1997-1999年这段时间，我被邮电部借调到筹备组，担任了第二十二届万国邮政联盟大会的主席助理。当时万国邮政联盟有189个会员，这是万国邮联有史以来首次在中国大陆召开大会，国家主要领导人还出席了大会的开闭幕式。这次大会让我对国际间的交往与斗争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也培养了我应对国际场合的综合能力。

会议结束后，邮电部领导曾希望我能够到国家邮政局或者部政策法规司去担任一个领导职务。但我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自己不太适合做领导，还是比较热衷于做研究，所以我就返回到北京邮电大学继续从事我所热爱的教学科研工作。

请谈谈您的科研心得，您对年轻学者有什么建议？

上面我讲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比较关键的三个经历，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研究的基础、咨询的基础以及国际化交往的基础。我觉得这些也恰恰是我们今天的年轻学者都需要的。

首先，要训练扎实的研究基础。要学会看文献，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看文献，学习别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去研究，掌握研究的方法论。

其次，在做好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还要接触一些实践，做一些横向项目，跟企业和社会合作项目会开拓你的视野，丰富你的教学案例。我在与研究生们交流时，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告诫他们要根据自己的职业生涯设计来与导师商量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大的方向可以分为两类，就是理论研究（Research）和咨询研究（Consulting）。

凭我的理解，所谓咨询就是要把纷繁复杂的、企业弄不清楚的、多因素的东西，运用一些方法工具进行分析、计算、统计等，最终给出一些可操作、可落地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要把非常复杂的东西讲得人人都听得懂，可以操作，可以执行。这就叫consulting。

而理论研究则相反，就是要把一些表面现象背后的原理和规律挖掘出来，对学术有所贡献（Contribution toknowledge）。因此也就常常表现为，把人人都懂的道理说得谁都不懂了。比如“1+1=2”谁都懂，但是陈景润为了证明哥德巴赫猜想，耗费了毕生的精力。他要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这就是理论研究。这两者其实都很有用，有些基础性的研究可能会成为一些应用研究的依据、方法和工具。但是要注意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好，要协调好以哪个为主、哪个为重。

我最深刻的感受还是要跟学界的泰斗们、大咖们合作，这对你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比自己苦读书、冥思苦想的收获要大的多，这个过程也会衍生出一些促成你未来成长的阶梯。同时还要加强国际化的交流，思想碰撞会为你带来很大的提升，我们很多科研想法其实往往就是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被别人质询才产生的。

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我总结了三个感谢。

首先，要感谢那些有恩于你的人。我有时问学生能做到吗，他们说这当然能做到了，但当我问，平心而论，你们真正孝敬父母吗？回答是的人一半都不到。其实最有恩于我们的就是父母，但有些人可能连感恩父母都不一定能做到。

其次，就要感谢那些你帮助过的人。一个人如果真正帮助过别人，解决了他们的困难，或者看到他们取得了成功时，就会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人存在的最大价值是你让别人得到了成长，让别人受益。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我们帮助过的人，是他们给了你机会，让你实现了人生的价值。

最后，我们要感谢那些跟你作对的人。正是这些人让你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们就像镜子一样，让你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知道了怎么去克制，怎么去忍耐，让你变得越来越好。他们恰恰是你成长过程中给予最大推力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我们在人生中一定要秉持这三个感谢，要明白所有你遇见的人和事，其实都是对你的一种修炼。我们在提升自己各方面能力的同时，秉持这种心态，才能让自己不断地强大，不断地成长。

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出了一些在我们国家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推动国家电子商务的发展做出了一些贡献。首先，我参与撰写了我国第一份互联网研究报告。其次，我还跟着叶培大院士参与撰写了国家863“ATM总体技术的研究”报告。另外，1998年底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了我自己撰写的中国第一本国内电子商务的专著《全球电子商务——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这本书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也是我个人学术生涯中很重要的一本书。后来我就开始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并被原邮电部、教育部，科技部和对外经贸部选定为电子商务专家。在2002年我又出版了一本《客户关系管理与主题分析》的书，这也是当时中国第一本关于这个领域的专著。因为这本书我还作为外部专家，受邀参加了清华大学国家管理学研究基地的申请工作，并成为该基地成立后的首批合作研究员。

2000年前后，电子工业出版社又出版了我撰写的中国第一本电子商务教材《电子商务概论》，该教材获得了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我也因此担任了两届国家电子商务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由教指委成员研究编写的全国电子商务专业培养方案还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这些都是我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为社会经济和人才培养所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首先，我觉得学术交流非常重要。一个是横向交流，经常去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跟国内外的学者们交流，从这些交流中我们能够发现别人在关注什么，研究的前沿是什么。另一个是纵向交流，从学术圈子走出去，走到企业，去到基层，做纵向的交流，保持谦虚好奇的心态去发现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有可能提炼出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

其次，申请国家项目也非常重要，申请基金的过程就是一个学士历练的过程，如何把实践问题提炼成科学问题，怎么去研究它，写申请报告能够让你把问题梳理得更清晰，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即使拿不到项目，但如果你感兴趣，继续去研究它，也会有一定的研究积累或成果。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主要是用两大类方法，一类是系统工程的方法，另一类就是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系统科学以及系统工程的方法论在管理学中的应用，以及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未来，我一方面要继续深入信息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另外一方面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在通信产业的治理和监管理论方面有所贡献。现在，我们的通信有着这么重要的战略地位，很多通信企业也非常努力，国家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也投了很多钱，但是我们这个领域的所有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都还是电话网时候制定的。这种体制到现在是不是合理的？符合现代产业规律的管理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研究并得出结论，否则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脱节。

例如，美国为什么废除了网络中立原则？为什么网络不能中立？网络中立会有什么影响？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问题，涉及通信行业的监管问题。我们的三大运营商都是国有控股的企业，他们在网络设施上是否必须重复建设？过去认为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但正是因为重复建设才导致了我们的成本过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管理架构问题。我想从理论上分析基础电信业到底是不是像公路铁路那样的准公共物品，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用另外一种思维逻辑来对管理架构进行一个重构。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目前已经退休了，日校生的课基本上都已经停了，主要是给EMBA上《电子商务与信息系统》的课，另外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长江商学院、国资委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等地方，还有一些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方面的讲座。

我指导学生的方法都是跟我的导师学的，首先让他们去大量的阅读，然后定期开seminar，大家交流。

您对学会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咱们学会这几年发展的非常好。首先很正规，符合国家管理的各种政策，正规是一个组织长期生存发展的基础。其次，非常学术化，现在也引入了一些评奖评优的活动，把很多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团聚在一起，人气很旺，很多人都来问我怎么加入咱们学会。除了学会本身，一些分会的活动也开始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些都非常好。

我认为未来学会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跟企业和社会的合作。如果太过于理论，学者们很欢迎，但是学会的生存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参加过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的会议，发现他们跟企业的联系特别密切。由于这个方面做得非常活跃，每次开会企业都会给予经费支持，他们每年的经费都花不完。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学会现在相对比较欠缺的。但是如何去跟企业联系，产生影响，扩大学会在社会的影响力，我觉得学会管理层可能还是要动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