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测算|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蔡跃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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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跟其他学术委员相比,我的学术道路比较波折,本硕博学历教育都是断断续续完成的。本科毕业后在当时还是央企的江西铜业公司下属厂矿企业工作一段时间,才离职读硕士;硕士毕业后又在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再去读博士。甚至博士毕业都没有选择要成为一名学者,直到在财政部综合司经济预测处做了大约一年半公务员后,才做出决定调到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数技经所”)全身心从事学术研究。从2006年11月至今,一直在数技经所工作,期间以在职身份在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分别从事了两段博士后研究工作。

虽然说求学和学术研究的经历不连续,但每一次重新回到学校(或研究机构)都是出于提升自我认知能力的考虑。而且在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对我后续研究中观察提炼问题还是发挥了很大积极作用的。1996-1997年,在江西铜业公司下属的铜制品加工企业从事具体生产、成本核算等工作,让我对微观主体的经营运转有了感性的认识和理解。2000-2002年,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对不良资产处置方案的审核、尽职调查。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总公司与分公司以及一线项目经理之间利益诉求的微妙差异,让我感受到真实的委托-代理关系及多方利益博弈。而一些合资律所推销资产证券化方案时,也让我在反思资产管理公司(AMC)自身现金流回收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之间的矛盾。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正是源于美国银行业大量不良资产证券化引发的次贷危机。这些现象和观察,让我深感经济社会运行的复杂性,而要看懂纷繁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必须增加自己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读博士以及在财政部综合司工作期间,接触更多的是经济运行、财政税收、社会公平等宏观问题,拓展了我观察问题的视角。而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让我从John Whalley等学者身上感受到在学术领域不断探索的乐趣和意义。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一是下笨功夫打好基本功;在经济学原理和主要数学工具等方面要下工夫,打好基础,搭好自己的知识体系框架。二是涉猎可以多,但要有意识地聚焦;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现在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向外延展的范围非常大,一般来说没有精力面面俱到,能把一两件事情做好就很不错。三是学以致用;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作为一名学者应更多关注重大现实问题,这也是我们社科院历来强调的。四是享受发现和认知的快乐;这一点是很重要,只有从中享有乐趣才能拥有持续研究的动力。


目前为止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说来惭愧,虽然发了一些文章,但都谈不上特别突出或令人满意。在过去10多年时间倒是坚持着做了一件事,就是聚焦数字经济/信息经济相关研究,并着手开展了一些定量测算工作。

从2009年底开始,我有幸参与了由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文件起草以及政策制定工作。当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七大类,其中第一大类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是数字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基础。因此,从那时起便逐步聚焦到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领域的研究。

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首次跌至8%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也首次出现负增长。到2013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急需寻找新动能。在上述宏观背景下,我受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委托,着手测算信息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项支撑性工作基础上,我和我的学生们做了持续深入的探索,包括信息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数字经济增加值整体规模及结构的测算、数字经济对国家科技创新治理的影响等等。

2015年至今,我们团队的相关成果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报送的要报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信息对策特等奖,以及一等奖、二等奖若干项;有4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上。另外,《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过2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过3篇,并且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上各发表过1篇理论文章。


请用通俗易懂的例子讲解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主要创新点。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是什么?有什么特点?会带来什么影响?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就离不开测算。就好比农村劳动力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厂工作,面对厂房、工友、协作等各种新事物,需要弄清楚,他们面对的生产生活方式跟以前在农村劳作有什么不同。数字经济也是一种新事物,传统经济学、管理学的一些理论和认知已经无法涵盖它,一些基础概念必须得重新定义,我的工作就是搞清楚数字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做什么,能够创造什么价值,产生什么贡献。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1)关注技术前沿。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既注重定量分析又关注技术前沿。我常年都会保持一个习惯,就是看浏览包括MIT Technology Review等在内的一些技术类新闻,关注前沿技术方面的报道,并思考这些前沿技术对经济社会运行可能会带来什么变化。当然,对于数字信息领域的前沿技术尤为关注。

(2)关注国家重大战略。这也是我们中国社科院的职责定位所要求的。

(3)深入企业调研。我在团队中特别强调深入企业调研。因为很多东西我们自己坐在办公室、坐在书房里面拍脑袋是想不出来的。走进企业调研,跟企业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交谈、讨论甚至只是简单闲聊,很多内在机制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了。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一般的经济学定量工具都会用到,但更强调机制分析,注重实地的调查研究。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数字经济实践的快速发展给经济学、管理学的理论创新开启了新的大门。未来除了关注新事物、提炼新理论外,我计划持续做一些基础性的测算工作,比如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测算,数据要素规模估算、分类分级、交易定价机制等等。


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基本上每周都会跟学生和课题组成员开一次讨论会。我的习惯是在讨论中碰撞思路。另外,我会让学生尽早地参与课题、参加调研,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学生对事物认知的能力以及对现实把握的能力。


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您对学会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近年来,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在谢康教授和学会秘书处的带领下,呈现出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发展景象,正在成为集学术交流、产学研融合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希望学会未来的发展能够朝着现有方向继续深化,特别要将学会打造为推动数字经济产学研融合的高端平台。毕竟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涉及的学科又是与科技和产业前沿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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