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有同情心的学术|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委员左美云教授

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我说说我早期的学术历程以及和学会的情缘吧。我本科是学电子精密机械专业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一个声光感应器，比如现在的应声灯就是该技术的一个应用，做完了当时还挺有成就感的，让我对信息技术的自动化应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硕士选报的是工业自动化仪表专业，接触了不少工厂里的监控设备，发现这些设备要运行，关键是其中的软件，以及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硕士的时候我就跟着我后来的博士导师黄梯云教授完成了大庆油田设备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这个过程中，我对软件开发的组织、IT企业的运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时候，我的博士副导师给了我很多经济学上的指导，使我对信息产业经济的研究日渐深入。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自然地，我接触到了信息经济学，然后专门拜访了我们学会的创始人、著名的乌家培教授。乌老师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把我的博士论文推荐给了人大出版社。在我的博士论文作为系列论丛中的一本的时候，我很惶恐。乌老师为了给我壮胆，专门把他的一篇文章作为我的专著《知识经济的支柱——信息产业》的代序。乌老师提携后辈、甘为人梯的精神让我终生受益，我也认真传承。从此，我与咱们学会结缘，也为之奋斗，做出自己的贡献。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是党和国家对我们科研人员的号召，我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也许是我从事的教学和研究以管理信息系统为主，我们一直提倡的就是“急领导（用户）之所急，想领导（用户）之所想”，非常接地气。我母校哈工大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现东家人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都在潜移默化地让我注意做研究要问“有什么用？对谁有用？经得起推敲吗？”换成现在大家常说的语汇就是“So what”、“Who cares”和“Rigor”。

我的博士导师黄梯云是管理学家，也是国内管理信息系统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副导师彭瑞玲教授是经济学家，加上本科和硕士的工科专业知识，所以学了一堆各种各样的课程，可以算是一个复合型人才吧。现在任教又在信息学院，和一批计算机专家在一起聊天共事，所以我会用多学科的视野去看待研究的问题，并且尊重不同学者的多样化研究。我觉得学者之间首先要互相尊重，然后就会有彼此的宽容和认同，接下来就可能有互相的激发和共创。

相比我们学会许多优秀的经济学教授来说，我的经济学底子是一般的，只能说听得懂大家的谈话，还需要向大家学习，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但是乌家培老师创立学会的时候，就很重视信息经济和信息管理两条腿走路，我算十分关注信息经济学，重点投入信息管理学的学者吧。

做学问，和同道交流、讨论是很快乐的。比如，现在疫情防控虽然很严格，但只要能够看文字，能和大家在线交流就很快乐。我的微信头像是“信”这个字的由来和不同的写法，微信标签是“具有理想情怀的现实主义者”，微信拍一拍显示的是“天天开心”，这些其实就是我的人生态度。我希望做一个传递诚信、正能量和快乐的人。

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我治学如果从读硕士算起来，接近30年了，也发了许多论文。要说最满意的应该还没有，希望后面能有更好的有历史穿透性的成果出来。比较满意的成果我都收入我的四本学术专著中了。《知识经济的支柱——信息产业》是我的博士论文，《知识转移与企业信息化》是我对企业信息化中知识管理问题的思考，《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和《智慧养老：服务与运营》是最近十多年来我和学生的思考。基本上每五年左右，我会把发表的文章整理成一本专著，算是对自己和对学校的一个交待。《智慧养老：内涵与模式》出版以来反响比较好，我还是比较欣慰的。

请用通俗易懂的例子讲解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主要创新点。

我带领的团队从2007年以来一直研究信息技术对老年人作用的问题，后来受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的启发，提出了“智慧养老”这个术语，很高兴学术界、产业界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术语，政府也把这个词用到了政策文件中。后来，我们又提出智慧养老包括智慧助老、智慧用老和智慧孝老三个方面，并在这些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

老年人作为一类特殊人群，也是弱势群体，在2007年之前我们信息管理领域关注是很少的。我们关心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等，这是研究的热点，也是竞争激烈的“红海”。做有同情心的学术，发现学术蓝海，这两者驱使我把焦点放在了老年人这样一个群体。不言而喻，从一般人（企业用户、一般消费者、年轻的冲浪者）转移到老年人，原有的理论有许多不能覆盖或很好解释的，这是我们可以去创新的，也是我们可以做出理论贡献的新领域。比如说，老年人对于时间的价值看待、对于经验和知识的价值看待、对于情感和社交的价值看待和年轻人是不一样的，自然需要我们构建新的模型去解释。

说实话，相比较不同阶段出现的企业信息化、数智化转型、产业互联网等来说，养老领域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都很不足，急需我们能提供理论指导，因而，产业界对我们的研究需求是很迫切的，也欢迎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学者关注这个领域。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看文献，与不同领域的人聊天、参加学术会议、到企业参观、与企业家交流，加上自己的思考，这大概就是我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渠道。比如，我选择智慧养老这个领域，就是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会议间隙大家在一起神聊，在想未来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研究的方向。大家觉得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的研究已经是红海了，足够多了，可能有两个弱势群体学者们的关注比较少，一个是农村、一个是老年人。我当时就想，信息技术这束光也应该照到老年人身上。做有趣的、有意义的研究是我追求的。前面你们采访陈国青老师，他讲到的“有意义”和“有意思”两者的关系我深表认同。年轻的时候，有意义更重要一些，年长后，有意思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做得也会更从容一些。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不同的锁要用不同的钥匙打开。我们这代做信息系统研究的土著博士，早年都是做信息系统开发的，后来慢慢学各种方法：案例、访谈、实验、机器学习等都学习了，也都尝试过。由于我没有受过特别规范的研究方法训练，所以对各种方法都很尊重，也很虚心。慢慢地，也知道了各种方法的优劣。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所以我鼓励我的团队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对于老年人各种IT技术（包括现在渐火的元宇宙）采纳和持续使用的问题，可以用访谈发现构念、用大规模问卷检验构念之间的关系；而对于老年人的行为建模、行为预测，采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则更好。因而我对学生的选择主要有两点，一是喜欢我研究的智慧医养领域，二是勤奋好学。他自己擅长什么方法、喜欢什么方法我都是尊重的。我们可以寻找适合这种方法的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包括学生）都很棒，方法训练都很好，有助于得到更严谨的结论。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智慧养老，或者扩展到智慧医养（这里的医是和老年人有关的医），依然是我持之以恒研究的领域。我想，做着做着自己也就老了，可以享受自己的研究成果了。《左传》中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立言，这“三立”中，立德和立功是我所追求的，比较容易实现的是“立言”。我非常期待自己的成果能够为天下的老年人福祉贡献多一点力量，非常期待将来离开这个世界多年以后，还能有文字留存，被人阅读。

现在我们做智慧养老，主要是智慧助老的研究，我想后续我一方面将深化智慧助老的研究，比如从行为和技术两方面对全国智慧助老的体系和平台构成及运作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将推进在智慧用老——通过信息技术发挥老年人作用方面进行研究。总而言之，为老年人更独立、更多的社会参与、更有价值、更快乐提供我们的理论支持。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本硕博都承担了课程，本科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和《IT项目管理》，研究生是《学术规范和论文写作》，博士是前沿专题选讲。现在的学生独立意识强、信息来源多，我更多是作为一个思想的启迪者和教练站在教室里。我会有选择的翻转课堂，关键知识我会讲授，然后会布置一系列的作业和团队练习，让学生分别汇报。所以，上我的课同学是比较辛苦的，要取得好成绩的话，课上和课下花的时间可能差不太多。比如这个学期的《管理信息系统》课程我要求学生分组，分别研究区块链、数字孪生、联邦学习、元宇宙等新的技术对我们信息系统开发与管理的影响，对于这种探究式学习，学生积极性很高。《IT项目管理》我则会让学生选择一个身边的IT项目，把项目管理的工具从立项到验收全部练习一遍，学期结束，他们手上有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文档，出去找实习或工作也是很有说服力和竞争力的。对于这种体验式学习，学生参与度也很高。

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您对学会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我在学会现在算是老会员了，和理事长谢康、秘书长王明明两位老师我们读博士就认识了，是研究信息经济的比较早的一拨人。我们学会走到今天很不容易，这里边我们的前辈乌家培、陈禹、方美琪等老师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理事长谢康老师的谋划和领导下，我感觉学会完成了三个很好的转变：从偏重信息管理到信息经济和信息管理并驾齐驱的转变；从产业应用味道浓厚到学术理论味道浓厚的转变；从中老年学者为主到中青年学者为主的转变。也许归纳的不一定正确，但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学会现在学术化、专业化、品牌化越来越好，知名度越来越高。只要我们继续坚持就能久久为功。衷心希望谢康理事长期望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早日在我们的会员中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