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委员陈斌开教授

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我本科是在中山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读的大气科学专业，硕士是跟谢康老师在管理学院读的战略管理，博士到北京大学跟林毅夫老师读的经济学。所以我其实是换了三个专业：理学的学士、管理学的硕士、经济学的博士。

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是谢康老师和林毅夫老师。我本科二年级时，在中大大钟楼听了谢老师的一堂讲座，我被谢老师的精彩讲座和他所讲的经济学原理深深地吸引，开始考虑转向经济学的学习，谢老师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我当时也很幸运地考入了管理学院，成为谢老师的硕士生。硕士期间，谢老师教了我很多东西，把我带进了经济学的大门，我向谢老师表达了想进一步深造，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想法，得到了谢老师的大力支持。我选择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博士，并幸运地成为了林毅夫老师的博士生。林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他是一个视野和格局都非常高远的人，林老师“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深深感染了我。通过博士期间的学习，我打下了更加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也坚定了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更重要的是，我的经济学思维得到了很大提升，林老师教给我的经济学方法论让我受益终生。我读完博士以后也面临着很多的选择，林老师鼓励我留在学术界从事学术研究，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所以，毕业之后我选择了在中央财经大学工作，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这是两个我学术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两位恩师把我带进了经济学的大门，引领我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我觉得做科研工作要有发自内心的好奇和热爱，只有真的热爱它，我们才能在科研工作里面享受乐趣。如果是为了发表论文，为了一个饭碗而做科研的话，一定会很辛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投入产出比很低，因为它的物质收益是很低的。

我自己做科研的整个过程一直很有乐趣，最早听谢老师讲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学科特别有意思，后来到北大读博的时候，虽然学习的过程中身体上很辛苦，但精神上很富足，我过得特别充实、特别开心，因为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地汲取知识，有太多东西学不完。我能够在科研中感受到认识经济现象的乐趣，能够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发现知识的乐趣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成就感。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一直不断地在探索新的问题，不断的产生一些新的想法，不断地去做新的研究。

目前为止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我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出完全满意的成果，但是要说我在哪些研究领域还稍微有一点心得的话，有这么几个方面。我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这里面有几个维度是我关心的：第一个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第二个是中国的需求结构的问题；第三个就是产业结构的问题。每一个维度我都做了一些的研究。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大量的研究都在关注结果平等，关注收入差距到底是太大了还是太小了，而我做的研究一直在强调，中国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机会均等，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二次分配，我们都应该把机会均等放在第一位，因为促进机会均等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兼得。

在需求结构的问题上，理论界和政策界一般都是从家庭的视角来讨论怎么促进消费，但我的一系列研究发现，中国的消费不足主要是因为供需错配，只有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在产业结构的问题上，我一直强调从一般均衡的视野去看待产业的发展。比如，如果只看房地产行业本身，我们会认为它对经济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因为房地产会带来投资。但是我的研究发现，房地产会挤出实体经济，造成资源错配。从全局的角度来看，房地产过快发展对经济社会是有害的，而不是有利的。

请用通俗易懂的例子讲解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主要创新点。

这一点其实我上面也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凸显了机会均等的重要性，在消费的问题上我们打通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逻辑，在产业结构的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一般均衡的视角看待产业的影响。这些研究结论为国家当前的“共同富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住不炒”等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好奇心驱动。我本身是理科生，不是搞经济学出身的，我转向经济学纯粹是因为兴趣，它能够帮助我去发现这么多现实中的问题，这是我原始的动力。这个动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我对经济现象本身充满了好奇，觉得自己不懂的就想去搞懂它，然后就去读文献，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的，然后再回归现实，看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这就是我找问题的过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转化成学术问题，这就需要扎实的学术训练，通过长期的训练让自己对问题本身的科学价值有更好的判断。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们在读博士时候就有各种训练，告诉我们怎么分析数据、怎么建模，只要我们受过有效的训练，这些东西都可以掌握。

更重要的其实是第二个层次，也就是方法论。当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的时候，从什么角度去思考它。这恰恰也是我最喜欢经济学的地方，因为经济学有系统的方法论。当时我转向读经济学博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读了林毅夫老师的经济学方法论《本体与常无》，里面有一整套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式，这是经济学最本体、最重要的东西。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尔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选择行为的学科，只要有人的选择的地方就有经济学。林毅夫老师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学方法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经济学。掌握了这套方法论以后，我们在现实中研究问题的时候，就多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因此，我认为“道”的层面的方法论是更重要的，而不仅是“术”的层面怎么去做一个具体的研究。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在西方宏观经济学话语体系下，长期和短期分析是分离的，而且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体系为蓝本建构起来的。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国家，是发展中的大国，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核心的特征决定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框架用到中国会有很多问题。西方的发展经济学主要强调微观实证研究，这些研究缺乏一般均衡视野和全局观。因此，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中青年学者在推动宏观发展经济学这个学科的发展，一方面它需要有宏观经济学的全局和一般均衡的视野，另一方面又能够深入研究中国发展问题。这是我目前在做的事情，具体来说有几个大方向：第一个是新发展格局构建，应该怎样去推进，有哪些可能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涉及到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当前的创新体系和创新政策应该怎么去架构，可以更好的让中国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第三个就是共同富裕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会改变我们过去对于收入分配的很多理解，新时代共同富裕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们的收入分配体系应该怎么去构建。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教学是我特别重视的一块，教学是个良心活，它不一定会在短期内产生效果，但立德树人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因此，大学教师应该把人才培养、把教育教学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我自己从毕业当老师开始就特别重视人才培养，所以我承担了很多课程的教学工作，有《经济学原理》、《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专题》等。除了上课以外，我通过讨论班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指导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从事科学研究。

从我自己指导学生的角度，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学生的内驱力，外部压力当然也有作用，但总体而言内驱力是最重要的。如果要靠外力的推动才去做研究，最后走不长久。所以我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特别重视点燃学生内心对学术研究的追求。当然我们一定要因材施教，有些学生可能不适合做学术研究，我会带他做一些更应用的研究，让他更适合在业界工作。如果他适合在学术界工作，我会努力点燃他内心对于学术研究的追求。纯粹知识类的东西其实都可以自学，内心的追求恰恰是关至关重要的。

我觉得人才培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知识，就是我们上课给学生传授知识，但如果只是这个层次的教育，其实不是大学的根本目的，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很多东西都可以自学，老师教授的知识毕业之后很多人就忘掉了，并不会对学生产生长期的影响。第二个层次是能力。我觉得大学要培养学生具备的核心能力就是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的精神。道德经里面有句话叫做“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知识培养的过程不是为了记住知识，而是让学生具备对知识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不断地去打破“前识”。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重要的层次，就是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大学最重要的就是立德树人，德性来自于老师在知识传导、价值培养过程中为学生点燃的那把火，一旦这把火点燃了，后面其他东西都顺理成章了。点燃这把火确实很难，但这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对于经济学专业来说，培养学生的核心的就是让他真正拥有经世济民的情怀，同时经世济民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要做实干家，能够把情怀落到实处去，情怀和能力融合起来。

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您对学会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我觉得咱们学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搭建交叉学科相互交流的平台，我自己是学经济学的，每次跟研究信息管理和计算机科学的老师们一起交流，我都觉得收获很大。比如我们现在讨论数字经济，我只能从经济学的角度做出我的理解，但我并不了解里面的技术细节，做计算机的老师们就能给我讲的很透彻，我也不知道在企业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整个管理体系是什么样的，做管理学的老师们可以讲得很很深入。在学校里其实很难做到做到这一点，这是学会在学术上最大的优势，因为信息经济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所以我个人建议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学会可以更多的推动交叉学科的交流以及未来的交叉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