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物品的拍卖机制设计|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孙宁教授

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的信息科学专业，1984年本科毕业。1988年由国家教委公派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攻读博士学位。原计划是学习运筹学，但由于当年筑波大学社会工学研究科运筹学方向的研究生录取已经结束了，不得已我只好改选其他方向。就这样，在命运的安排下，我选择了经济学。由于去日本前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也没有，完全是从零开始学习，我攻读经济学博士的过程很艰辛，前后总共花了九年时间。

日本筑波大学前身是京东教育大学，在七十年代从东京搬迁到筑波，成立了筑波大学。社会工学研究科经济学专业就是在那时由一批具有留美经历的教授创建的。我的前两位导师厚见博、楠本捷一朗先生都毕业于罗切斯特大学、师从McKenzie教授。在九十年代，筑波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特别是微观经济理论方向是日本最强的。当时在筑波大学社会工学系任教的四位老师后来成为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士（Fellow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我研究生阶段，开始研究增长理论、世代交叠模型，后来慢慢地转到了一般均衡理论。我当时的研究环境与现在国内很多985、 211学校相比要差不少。筑波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博连读项目的规模很小，周边基本没有可以相互交流和讨论的同学。尽管当时筑波大学社会工学研究科和社会学研究科都拥有经济学的博士项目，但两边是完全独立的，两边的老师、学生互不来往。我们社会工学研究科毕业取得经济学博士的要求是必须在国际经济学排名前三十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而社会学研究科只要求在日本国内的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即可。

我在筑波大学幸运地遇到了三位好导师。第一位导师厚见博先生是日本六、七十年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增长理论，在RES、QJE、ECMA独自发表了六篇文章。他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让当时的我感觉压力很大，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对我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我记得当我阅读了大量文献找他讨论时，他常说的是“这个没意义，那个意义不大”。正是他的严格要求使我具备了较高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品位。我博士阶段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研究无限维商品空间中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尽管这些研究非常抽象，但正是这些严格的训练对我日后的研究帮助很大。博士毕业后我在日本高校任职，从研究可分商品转变到研究不可分商品的交易和配置问题，研究方向也慢慢地发生了一些改变。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由于我从读博起就遇到了厚见博先生这样的严师，所以我对学术研究就有较高的要求。刚回国时曾有记者采访问我“留学的最大收获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我知道了什么叫研究”。创新只是做科研的最基本要求。做学术研究首先必须要读大量文献，不仅要读相关研究的经典文献，更要读最新的工作论文，跟踪学术前沿。写学术论文必须明确针对你研究的问题，前人做了什么，你自己比别人多做了什么，也就是创新点在哪儿。

我在不同阶段对科研的态度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在研究生阶段，我其实与现在国内大部分博士生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尽快做出成果，尽快发表文章，尽快拿到学位。毕业后，我在日本的大学担任长聘教师，科研压力不大，有时间做一些自己感觉比较有意义的研究。在日本任教八、九年后，我于2006年回到上海交大，2008年又去了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来到南京审计大学工作。由于在日本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积累，加上这三个学校对我科研方面也没有太多具体的考核要求，所以回国后我的科研压力不是太大。在这种比较宽松的环境下，我不用刻意去追求论文的数量，反而可以做一些自己感觉有意义的研究。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心得，目前国内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科研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您在日本工作了八、九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国的？

日本的大学普遍缺少竞争，科研做得好也基本上不会有奖励、不会提前晋升。我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不仅非常稳定，甚至有点过于安稳，完全可以预见得到未来二、三十年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尽管当时我们国家与日本的经济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而日本是死气沉沉的。另外，在2005年前后，田国强、艾春荣、周林、洪永淼等教授先后在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搞经济学教育改革，将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我当时感觉国内各方面，无论经济建设还是高等教育，都是生气勃勃，充满希望的。所以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工作。

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有哪些？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2006年与合作者在Econometrica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如何解决互补物品的拍卖是机制设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年，诺奖得主Eric Maskin教授在多个学术大会做主旨演讲时指出了机制设计研究领域的三个open question，第一个就是互补物品的拍卖机制设计。我们那篇文章考虑了两类互补物品的拍卖问题。比如，一类是计算机硬件，硬件之间是替代的，另外一类是软件，软件之间也是相互替代的，而硬件和软件两类物品之间又呈现出互补关系。我们证明了两类互补物品市场一定存在线性均衡价格，从而可以运用线性价格体系设计动态拍卖机制。针对两类互补物品，我们还设计了一个双向价格调整的拍卖机制，一类物品的价格是从低慢慢往上调整，而另一类物品的价格则是从高往下调整。2009年该成果也发表在了Econometrica上。

请用通俗易懂的例子讲解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主要创新点。

九十年代，诺奖得主Paul Milgrom教授等为美国FCC设计通讯频谱拍卖时发现了一种被称之为“exposure problem”的现象。他们发现当频谱价格比较低时，电讯运营商竞标都很积极，但是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些运营商突然都不积极竞标了。他们分析发现，这是因为通讯频谱对运营商往往呈现出一种互补性。运用通常的多物品升价拍卖机制拍卖互补物品，当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后，竞标者就会不知所措，不知道是继续竞标为好还是应该停止竞标。所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互补物品的拍卖机制设计就是机制设计研究领域一个公认的难题。我们的研究成果很好地解决了两类互补物品的拍卖问题。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有趣、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容易找，难的是你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要找到有趣、有意义、又有可能做得出的科学问题，需要有长期的研究积累。对年轻学者，特别是博士生来讲，首先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我在博士生阶段，阅读了大量的文献。我的导师不会给我具体的课题，也不会告诉我要看哪一篇论文。他只给我指一个大的方向，让我先看50篇相关论文再向他汇报。在尚未有google scholar的那个年代，查找最新的相关论文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国内各单位都希望青年学者研究中国问题，从现实中去寻找有意义的科学问题，解决现实问题。但是，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提炼出有意义的科学问题，并被广大学术同行认可，是很不现实的过高要求。所以我希望年轻学者不要着急，先要把基本功练好。刚毕业的博士要尽快把 job market paper做好、发出去，不要轻易转变研究方向，积累多了慢慢地总归能找到有意义的研究方向的。另外，要和同行多交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交流能产生好的idea。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目前主要研究市场设计，设计更合理的多物品动态拍卖机制和匹配机制。主要是理论研究，要用到博弈论、离散凸分析、图论等经济学、数学工具。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关于多物品拍卖，我还有多项在研的工作，有几个十几年前就开始研究但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会不时地拿起来再想想，说不定放一段时间后又会有新的灵感，解决某个难题。所以我未来还是继续在多物品拍卖这个领域深耕，继续研究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在南京审计大学我主要给本科生授课，开设了《中级微观经济学》、《市场机制设计》两门课程。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主要是给硕博连读的研究生讲授《经济数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等课程。

南京审计大学目前还没有经济学的博士点。我之前在上海财经大学培养了几位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为高年级研究生开设《高级微观经济学专题》，讲授市场机制设计的核心内容：匹配理论和多物品拍卖理论。同时还给高年级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市场设计的研讨班》，组织大家阅读相关文献。受其影响，上财有多位老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了市场设计的研究。

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您对学会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我们信息经济学会在谢康理事长的领导下发展迅速，信息经济学乌家培资助计划在国内经济学界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得到了同行的广泛认可。我希望进一步通过信息经济学会这个平台，把国内从事信息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组织起来加强交流与合作。疫情过后，希望学会不仅每年举办一次年会，还可以针对一些具体的研究方向，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小型的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