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关系与数字化治理|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聂辉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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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我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读本科时,一开始并没有想去做学术研究。我大二的时候刚好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萧条,内需不振,当时很多人研究为什么内需不足。我看到了一些资料,也没有跟老师和同学讨论,就自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学术期刊《经济学家》,没想到被录用了。录用的消息还是我大学舍友在图书馆看到杂志后告诉我的,此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尽管我大二时就独立在核心期刊发表了论文,我那时也没想过一定要去做科研。大二时我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当时周其仁教授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批评中国电信行业的行政垄断现象。我受其启发,写了一篇《发展教育也要反垄断》的文章,1999年7月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此外,人大商学院的马月才、徐佳宾老师每人给我讲授过两门专业课程,让我对产业经济学和理论分析产生了兴趣,并且他们对我攻读研究生都热忱地提供了帮助。

直到2001年本科毕业时,我都没有想好要做什么。我考了公务员,也考了研究生,还去新华社实习了,但3月份时决定先去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当时我的工资每个月超过5千元,应该是全班最高的。管理咨询当时是很有前景的行业,但是工作了3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可能不太适合在企业工作。因为在企业工作,每天大部分时间是做重复的事情,比如用一套理论模型去解决多个企业的相似管理问题。我想自由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当时考研和考公务员的结果都出来了:公务员笔试成绩虽高,但最终没被录取;考研的笔试成绩不高,但被破格录取了。于是我就去读研究生了。我就读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应该是全世界最小的高校了,大概只有25亩‍‍,可以说“亩均人才数量最高”了。因为是破格录取,我每年要交学费,而我家庭贫困,当时入学的学费都是向管理咨询公司的前同事借的。我觉得如果少读一年就可以少一年的学费,所以原本硕士要读三年,我就提前一年毕业了。我的硕士导师李海舰研究员对此非常支持。在这之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来没有提前毕业的学生。我的硕士论文非常幸运地发表在2003年第8期的《经济研究》上,这也使得我更有信心去做学术研究。

在中国社科院读书的时候,我的人大校友李金波说人大经济学院的杨瑞龙教授讲课很好。我就回到人大听他讲课,听完之后我觉得确实非常好。那个时候,北大张维迎教授等人从西方引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用于分析国企改革这一热点问题。同时杨瑞龙、樊纲教授等人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也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我和很多热爱经济学的学生都深受启发,并且对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非常感兴趣。我当时就打算跟杨瑞龙教授读博士。于是,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找他要了邮箱地址,并给他发了封邮件,说我看到他的论文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一些不足,我觉得我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我当时年轻气盛,但杨老师非常包容,他在回信中热情地鼓励我报考。就这样我考到了人大经济学院,跟随杨瑞龙教授攻读博士。读博期间,我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季刊》等经济学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因为发表记录好,2006年我有幸毕业留校任教。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了一个不完全契约理论问题:如何减少当事人的敲竹杠风险?我在一个经典的敲竹杠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信息和动态博弈,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难题。2008年,我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称号。当时一个一级学科全国一般只有一篇论文获奖,每年总共奖励大约100篇博士论文,所以得到全国百篇优博奖励对于博士来说基本上是最高荣誉。正是因为这个荣誉太重要了,引起了激烈的竞争,最后被取消了。之后,我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可以去海外访问交流。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属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而当时伯克利加州大学的Oliver Williamson教授和哈佛大学的Oliver Hart教授两个人是不完全契约伦理的领军人物,我就先写了一封信给Oliver Hart教授,没想到他居然同意了,所以我就去了哈佛做一年博士后。之后我了解到Oliver Hart做这个决定是非常慎重的。他把我的简历转发给一个他认识的中国学者,那位学者认为我条件不错,他才同意的。在哈佛的一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培养了研究的品味。也是在哈佛,我认识了合作者贾瑞雪。我们在哈佛时讨论了几个合作项目,其中一篇关于矿难的英文论文于2017年正式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经济与统计评论》(REStat)上。这篇文章从写作到正式发表花了6年6个月,从构思到正式发表花了8年以上,可谓饱经沧桑。当然,我也从合作论文的过程中学到很多知识。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如果按杂志接受年份(2015年)来算的话,我可能是本土经济学博士中第一个在这个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人。2019年,我与合作者张璇完成了一篇关于企业创新的论文,第二年被国际经济学一流期刊《发展经济学杂志》(JDE)接受发表。相对而言,这篇论文的发表比较顺利。

2009年我评上了副教授,2013年破格评上了教授,2017年评上了教育部的青年长江学者,2021年底评上了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从世俗的角度讲,我用很短的年份完成了很多人多年难以完成的业绩。然而,作为一个出身贫困农村的人来说,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体验过贫困和学术之间的剧烈冲突,这不是靠单纯的坚持就能取得胜利的。因此,当很多人问我穷人能不能做研究时,我的回答是,主要看你对研究有没有兴趣,有没有比较优势。毕竟,穷人做什么都难,而做研究却是相对不需要依靠外部关系的工作。

当然,对于我们这些得到国家级头衔的学者来说,除了感恩社会和感慨运气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我对自己的研究一直不太满意,总觉得既没有写出完美的论文,又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理论贡献,可是短期内又难以实现突破。为此,我经常忧心忡忡。尤其面对前辈学者的鼓励和晚辈学者的赞誉时,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矫情地说,我们面临“从优秀到卓越”的突破,这其实是很难的。能得到国家级人才头衔的人应该说都做得不错,但能不能做到“卓越”,就不一定了。对我来说,要思考的不再是3年以内的研究,而是未来10年的研究有没有可能再突破自我,发表更有影响更有价值的论文,这是我以后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我的研究大部分都有一个明确的框架,用组织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我曾经做过一个总结:一个思路,两种方法,三个原则。一个思路就是采用前沿的契约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两个方法是一方面坚持做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坚持做经验研究,两种方式并行。三个原则就是我本人高度赞同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我特别赞同奥尔森(Olson)的一句话“人的时间有限,生命有限,一辈子也就那么点时间做研究,如果还是做一些很小的问题,不是在浪费生命吗?”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大问题,我觉得至少我们应该去尝试,或者即使我做不了,至少也允许和鼓励别人去尝试。中国的学者要有家国情怀,不能愧对这个时代。我们每个学者都应该问自己三个问题:我的研究是不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我是不是推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至少是不是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当然,什么是最重要的研究可能有争议,但是你自己要认为这是比较重要的研究。如果只是为了容易发表文章而选择研究问题,除了谋生,某种程度上是在浪费自己的智力。我们要做对国家未来发展真正有帮助的研究,要迎难而上,努力推进,不要轻易放弃。

关于生活和科研,我在海外的时候,也问过Oliver Hart教授怎么平衡生活和工作,他说生活也很重要。当时我听到这句话还很意外,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结婚,根本就不会考虑生活有多重要,一门心思想着怎么做研究。但是现在我也会真诚地告诉年轻人,不能一门心思只想工作,哪怕你的工作压力再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分为两类,一类是可逆的,一类是不可逆的。可逆的事情早做晚做都可以。比如说赚钱,现在没有赚到钱,以后也可以赚到钱。但有些事情就是不可逆的,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健康,所以我们要努力保持平衡,不能走极端。总之,有些事情必须在恰当的时候去完成它而不能拖延,而有些事情是早做晚做都可以的。


请介绍一下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以及它们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和主要创新点。

我没有最满意的成果,可能比较满意的研究成果是关于政企关系的一系列研究,尤其是政企合谋的分析框架。尽管这个框架有争议,但是它毕竟在国内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很多优秀学者发表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管理世界》的文章,都引用了我们的政企合谋分析框架,国际上也有一些发表在一流期刊上的文章,也引用了我们关于政企合谋的分析思路,说明这个框架是有解释力的,是有生命力的。当然它肯定不是完美的,到现在也为止也没有一个东西令我特别的满意,所谓的满意也是相对而言的。

政企关系在现实世界的形式是比较复杂和多元的,除了政企合谋之外,后面我又做了一些拓展,还考虑了政企合作、政企伤害和政企分立,一共是4种政企关系。我在2020年那篇《学术月刊》的文章里阐述了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我觉得政企关系研究应该是中国最重要的研究之一。从理论上讲,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一方面,外部性成为很多经典命题的边界条件;另一方面,正如奥尔森、Acemoglu和Hart所言,权力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跟西方不一样,而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实主要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不仅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了很多官员的前途和企业的命运,有时候政企关系甚至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都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只是目前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还是太少了,我非常希望借这个机会呼吁更多有志于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学者,研究中国组织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一起来更好地推进关于政企关系的研究。我相信中国能够探索出一条既结合中国实际又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企关系的道路。这将是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核心部分。我们现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其实真正属于中国自己的故事不多。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强调加大投资,强调基础设施,强调教育水平,这些国外都有经验,我们不是第一家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很有可能是我们独特的东西。但是这个独特的东西本身是需要探索的,究竟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政企关系是最合适的,是政府深度干预企业的经营,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认为中国既不能像一些东南亚国家那样搞政企合谋,也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搞纯粹的政企分治,这都不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也不符合中国的传统。几千年以来中国就没有真正发展出一个政企分治的治理框架,今天也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是探索一种适合当下中国的政企关系。

日本在亚洲是最早融入西方,最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它的文化跟我们同源,在明治维新之前它跟我们的起点也很相似。尽管我们跟日本的关系因为历史的原因比较敏感,但不可否认,它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有本书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里面花了很多篇幅来讲政企关系,其中有一句话“日本通产省花费很长时间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政企关系,这种关系既能支持政府树立真正的产业政策,又能保持企业界的竞争和私有制度”,这其实跟中国讨论的很多问题是一样。中共十九大提出“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就是在寻找一种最优的政企关系吗?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假如政府要制定一个政策,它既要政策能够落地,同时又不被利益集团绑架,应该怎么办?如果去跟某个企业讨论这个事情,受到企业的影响,最后为企业量身定制,那不就成了政企合谋了吗?有没有一个办法既能跟企业沟通好这个事情,同时又没有合谋的嫌疑?日本的做法比较有意思。通产省的官员在制定一个重大经济政策之前,会跟行业协会的代表磋商。行业协会代表不是某个企业,这样就摆脱了局部利益输送的嫌疑。并且这个过程中,新闻媒体的记者会一直跟踪报道。也就说这个事情本身虽然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全程有监督力量存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又能够避免利益输送。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应该学习的政企关系的一方面,至少是制定产业政策时值得借鉴的一种方式。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我做研究有三部曲。

第一步,观察现实世界。大多数学者可能是从文献里找问题,找到文献的空白点。而我多数时候是考虑这个问题是否有趣、重要,然后再去看理论上有没有人研究过。如果有人研究过,那么我跟他有什么不一样。这可能也跟我研究的政企关系、矿难、腐败和数字化治理等领域有关,未必是适合大多数人的路径。

第二步,提炼中国特色。我们这一代人在国内读博,在国内工作,只了解中国的情况,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和世界的一般情况其实并不太了解,知识结构也比较偏狭。很多人是做这块研究才懂这个东西,不做这个研究根本就不懂,尽管这没有阻碍我们在国内外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它确实是一个短板。我们这代国内学者只能做深,还没有达到能够做广和做一般化(提升到纯理论高度)的地步。因此,当我发现可研究的问题时,我会思考它背后有多少是中国特色的问题,提炼中国特色。

第三步是力争形成一般理论。研究如果太中国化了,就很难走向国际,除了中国之外,别人不会关心。比方说现在国内很多期刊上都是太中国化的文章,虽然做好中国问题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但这些文章不太可能被世界一流期刊接受。我们做研究必须权衡取舍:如果毫无中国特色,我们没有比较优势;如果太有中国特色,就限制了它的一般性和影响力。比方说我们做政企关系研究。中国的政企关系确实比较特殊,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面临政企关系的问题。即便是西方国家,也面临政企关系问题,比如至今浩如烟海的政治关联的文献都是研究政企关系的。所以它既有一般性也具有中国特色。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能够在保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使理论一般化,这就是对一个中国学者最大的挑战了。

我自己有很多文章发在国内,也有一些文章发在国外。这些年我更加重视发表国际论文。‍因为我们这代学者要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要为经济学理论做出更大的贡献,必须国际化,必须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更多论文,而不能只在国内期刊发表论文。因此,我们衡量一个学者的贡献,不能光看他在国内发了多少权威期刊论文,还要看他的国际影响力。我最近看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的一个数据,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而且质量也不错,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我想中国学者如果继续在世界上多发论文,发好的论文,我们的下一代就不需要为国际化而焦虑了。因此,我在这里想呼吁中国的青年学者:要勇敢地走出国门,要有星辰大海般的格局,而不要光在国内的一亩三分地上搞零和博弈。那些有人才头衔的学者,尤其是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您想为有志于学术研究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提供什么建议?

我有四个建议供大家参考。

第一,多思考。很多人是花大量的时间去弄数据和做回归分析,而不是花大量时间思考问题本身的价值。国际一流期刊上好的论文会把一个问题想得很透彻,比如这个研究有哪些意义,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如何排除竞争性假说,为已有文献做出了哪些贡献?一流期刊的论文作者能把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自己研究跟别人研究的区别想得很清楚。而我们国内很多人还做不到。我们现在的很多文章主要还是看主题是不是足够宏大,政策含义是不是足够清晰,有没有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甚至大部分时候都在考虑第三个问题,这就使得最重要的工作——文章本身的理论价值被忽略了。因此,一定要多思考,不深入思考,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

第二,重理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已经非常广泛了,基础也不错了,但是如果只考虑回归分析,天天琢磨内生性问题,是不可能提升理论水平的。我在哈佛的时候曾经去MIT听过Acemoglu讲政治经济学的课。他说,“好的经验研究是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差的经验研究是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做经验研究的目的要么是验证理论,要么是挑战理论。如果没有理论,就等于无的放矢。

现在国内对理论研究的重视非常不够,我对此非常担心。我自己也有做理论的博士生,文章写得慢,发表难,而没有文章又找不到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就更没人做理论研究了。‍‍因此,我也借此机会呼吁国内期刊,要适当地增加理论论文的发表比重,要在推动理论研究方面发挥引导作用。我曾经跟孙宁老师、俞宁老师、车嘉华老师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怎么来推动国内理论研究的风气?理论不是想做就能做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前行。我们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是早年做理论,后来也做经验研究,但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先做经验,后面再去做理论的,这是不可逆的。据我了解,美国经济学界中做理论研究的人也是极少数,但是很多经验研究学者至少要熟悉自己本领域的理论文献,这样才能提升经验研究的理论价值。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年轻学者要多重视理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这样才能行稳致远。

第三,勤合作。一定要跟高手合作,跟高手合作能学到很多东西,这个大家已经说了很多了,不再赘述。

第四,国际化。我们现在国际化远远不够。中国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有能够跟世界大国地位匹配的国际化研究,这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我未来一个研究目标就是研究数字经济时代的政企关系、企业理论和政府治理,简单的说就是数字化治理。跟一般的数字经济研究不同,我更关心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过去的治理手段可能失灵了,那么新的治理手段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造成什么样的冲击。现在很多人都在研究数字经济的好处,我反而担心数字经济的弊端。Acemoglu有一篇工作论文《Harms of AI》,讲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弊端。西方很多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社会学者甚至是国际关系学者都在反思数字化治理可能带来的弊端。本来技术手段是为了促进人类更好的生活,现在反过来已经给人类自己套上了枷锁。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异化”了。因此,我对这个事情特别关注。我也在思考数字化在提供了更好的社会治理手段的同时,有没有更好地改善社会的功能,能不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或者怎样能让数字手段更好地服务于幸福生活,而不是成为一种治理手段本身?这是现实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我们这代人不太可能推翻、修改西方的理论。以我熟悉的企业理论为例,它是一座大厦,每一块砖都是严丝密缝的,所以在传统经济时代是不可能被颠覆的。但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是有可能部分改写或者修正企业理论的。因为时代不一样,经济规律可能不一样,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又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是有比较优势的。中国学者在这个意义上讲可谓生逢其时。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给本科生上的课是《经济学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门基础课,另外还有《博弈论导论》以及《信息经济学导论》。给研究生上的课只有一门《契约理论》。

我指导学生的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研讨。我每周都会举办读书会,和学生一起讨论前沿的论文,或者是自己的工作论文。二是调研。疫情之前我每年都会带学生去多个企业调研,了解真实世界,避免“黑板经济学”。三是写作。我对写作能力看得特别重,写作不仅是把东西写下来,而是要写得清楚明白,这点非常难。Hart教授说过,做好的研究需要两个条件:第一,Ask good questions;第二,Answer they clearly。这两个没有一个是容易的,要经过反复的训练。


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您对学会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关于这点我有三个想法,不一定准确,供大家参考。第一,希望学会更多关注中国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几年学会的奖项大部分是颁发给英文期刊上的论文,而很多论文跟中国问题并没有直接关系。我并不是说要全部都关注中国问题,而是要增加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或者至少设定一个比例。第二,多关注理论研究。信息经济学会作为跟信息经济学、组织经济学最相关的学会,如果都不关心理论,还有谁会关注呢?我觉得学会应该专门设立理论研究方面的奖项,鼓励经济学者和学生关注理论。第三,多关注年轻学者。这点我觉得学会做得很好,跟其他学会相比,对年轻学者的关注度已经比较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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