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源配置与竞争情报｜访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委员会委员李纲教授

请介绍一下您的学术历程、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或者里程碑。

我是83年在武汉大学读的本科，学的是科技情报专业。当时选这个专业是因为“科技情报”听起来很神秘，其实并不清楚究竟是做什么的。87年就接着读了情报学的硕士。硕士毕业的时候，刚好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火热的年代，我内心是很兴奋的，打算去下海闯一闯，本来并没有想过要在大学里工作。不巧的是，毕业那年，意外地动了个小手术不能动。我的硕士导师周六炎教授，一位特别慈祥的女先生，来医院看我，力劝我留下来……我就这样开始我的从教生涯。后来也曾屡次想要下海，不过大约是因为留恋大学的生活方式，终究留了下来。现在回头去看，内心里无比庆幸当初的选择。

在我读本科和硕士的阶段，武大校长是刘道玉先生，他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锋，引入了许多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所以我从那时起一直到工作，都是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不用像今天的年轻人这样“卷”，反而是读了大量的“闲书”。读的书几乎没有边界，从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到哲学、心理学等等，范围非常广。直到现在我都特别怀念那段时间，在非常懵懂的状态下如饥似渴的获取各种各样的知识，不带有任何的功利性，纯粹是一种内驱的求知欲。这也是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我跟今天的很多年轻学者交流，发现他们非常优秀，但是大多数年轻人的知识面相对比较窄，超出了自己专业边界的东西，就完全不了解了，特别让人遗憾。

留校工作以后，因为当时大学老师还没有科研考核任务，教学任务轻，待遇也低，所以我基本上延续了这种自由的状态，继续涉猎各种书籍，一直到读博士。96年，我有幸成为了马费成先生的第一届博士。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勤勉的学者，我的个性则比较随性散漫，跟导师在性格上有巨大差异，先生的包容至今令我惊叹,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从读博士开始，我才算是真正走入学术的门槛。

现在回顾起来，后面的工作似乎一直都挺顺利的，一路走下来也得到了各种认可和荣誉。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上面两段经历打下的基础。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当青教的这段时间，自由自在读书的经历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学术眼界，其中读博期间学术训练和学术思维的养成让我受益终生。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就是在2006到2008年，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我连续组织了三届中国青年科学家论坛并担任执行主席，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情报学界的优秀青年学者，当时选择的几个主题在今天看来仍然极具意义(2006：面向自主创新的情报学创新与发展；2007：面向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知识组织与服务；2008：情报支持决策的理论创新与实现技术)。这种自选主题的论坛式交流，能够碰撞思想、激发青年学者的学术想象力，大家也没有什么考核指标，能够更加充分的交流，收获特别大。我们后来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没有脱开这三个主题。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在我的青年时期，考核的压力基本上是没有的，或者说等到考核比较严格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所以现在很多青年人成长面临的各种指标化考核的困惑，我自己是没有体会过的。这种经历当然会影响我的选择。我做研究基本上就两个出发点，要么是有趣的，要么是有用的，当然这两点能够兼顾就更好。如果两点都没有，就纯粹“做”论文，我会比较反感、比较排斥，且不说做得好不好，这会把自己做得很“苦”，我不太会选择这种“苦”做学问的方式。我觉得还是需要唤起内心的热情，这样工作才会有意思。但是这样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多数人不会持续处于高激情的状态，如果一定要逼着自己持续高产出，那需要你特别有毅力、有恒心、特别能吃苦。但是我觉得人的自然状态就是一张一弛、有低谷有高峰的，它更符合人自身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规律。

我自知毅力、恒心比较差，如果长期持续做相同的工作，会失去激情甚至觉得难受。每个人都会有不足，我们要面对自己性格中的弱点和优点。所以我不会勉强自己，如果状态不行了，就会想办法放松一下。我钟爱刺激的户外活动，包括滑翔伞、蹦极，算是个中级滑翔运动员。每年暑假都会尽量抽时间去太行山的滑翔基地待上一段时间，享受那种纯自然的放松状态。

“飞”的感觉让人特别着迷：飘飞在天上，人跟世界是有距离的，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那种超然的心态特别让人神往。当然这种风光的背后，其实同样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苦，首先是训练，我只有暑假有整段的时间，所以基本上都是在40多度的高温下露天活动，拉着一个30平方的巨大滑翔伞在草地上奔跑，会把人累到虚脱；其次，要等风来。运气不好的时候，早晨7点就上山，在山顶一直等到傍晚，没有合适的风就是飞不了。一整天就在山顶啃个馒头、吃个鸡蛋、等风来。开始难免会有一点烦躁，但久了也就习惯了，就会懂得世界不是围绕着哪个人运转的，风来不由人。自己能做的就是练好技术，调整好状态，因为有时候好风的时间会很短，如果技术足够好，就可以迅速的抓住那个窗口期飞出去。如果技术不够好，可能还没准备完，窗口期就过了。其实，人生和科研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在窗口期出现之前，你需要放松自己、做好准备，窗口期一到就可以快速的抓住它。

请介绍一下您最满意的研究成果以及它们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和主要创新点。

说得上满意的研究成果只能是博士学位论文《信息资源配置研究》，这也是我自己最专注、最用心的工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以后的研究方向。在90年代，我们就提出把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要素来考虑，系统地引入了经济学的方法来考虑资源配置的效率，包括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怎样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我觉得直到今天它都是有意义的。今天我们讲的数据要素的有序流动其实就是在讲资源配置的问题，只不过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成果是2003年做的评论文本的分析，包括情感分析和语义分析，当时应该是国内最早做这个研究的，而且当时也把它软件化和平台化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把它产业化。文本分析和商业评论，现在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基于数据的情报分析是很新的。在互联网上采集各种各样的企业数据，帮助企业去了解市场行情的变化、行业的波动情况，包括上下游企业的关联关系和平行的竞争关系，也应用和帮助了不少企业，在09年和14年，相关成果两次获得了教育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直到现在也还有企业来跟我们沟通商业文本分析的方法。我觉得一个应用性的研究，尤其是跟IT技术相关的应用性研究，在20年的时间里能够有产业界的人持续地来沟通还是值得骄傲的，比起一篇论文被谁引用，我会觉得这种肯定的满足感更强烈一些。这其实后来也影响了我在学术方向和学术兴趣上的选择。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前面也讲了做研究只做有趣的或者有用的，也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环境本身并没有太强的约束，所以我的状态是顺其自然的，当找不到兴趣点时，我干脆就放松，读点闲书，出去看一看，接触一下实践，或者跟同行做更多的交流，等风来，一旦找到了兴趣点，就会快速地把状态调动起来。

我记得有一次滑翔，天气特别好，我一个人飘了两三个小时，天上是几条平行的云带，透光高积云（排骨云），非常美。忽然就脑洞大开：这不就是平行数据空间吗？赶紧降落下来查资料，找到CPS三元世界的理论读了一夜。后来我们做自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集成的时候，就把这个偶得的想法用上了。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需要三驾马车来驱动的。第一个是数据，数据是需要计算的，无论是政策研究，还是态势研究，我们都需要通过数据计算去做一些判断，所以计量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是需要的。第二个是信息处理，这是信息管理专业必备的技能，更狭义的说就是文本处理和挖掘的方法是我们需要掌握的。第三个是理论，我觉得信息管理跟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学科，从学科的基础来讲，它本身的学理性的基础理论其实是比较单薄的，但它的场景是开放的。其他学科，比如工商管理，它的场景就是工商。但是对于信息管理的人来说，场景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们这个团队比较关注的场景是科学的创新活动、科学与技术的关联、科技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联。我们会基于数据的分析和支持去做工作，主要的方法还是计算的方法以及文本分析的方法。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我本科读的是科技情报专业，所以我有一个梦想要回归科技情报。国家的科技状况其实是很复杂的，包括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到底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用大家更熟悉的词就是它的瓶颈在哪里、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我们领先或者落后的地方在哪里、需要什么条件科学和技术才能够实现跃迁式的飞跃，也就是科学创新的机制问题、技术创新的机理问题，还有科学技术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我想用大数据的方法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再反过来影响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我们正在做一个科技部的重点研发项目，是关于技术转移的问题，科技成果怎样有效的转移去服务需要的企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去做这一类的研究，要实现落地平台化，实现真正社会服务的功能。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之前教的课比较杂，教过《数据库》、《信息组织》、《网络营销》、《信息管理学基础》、《竞争情报》、《战略管理》等课程，现在上的课比较少了。

我的每一个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我都要先面谈。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大致梳理一下他们的特点，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兴趣点也不一样，然后根据他们的特点，把他们安排到不同的课题组里，或者在同一个课题组中承担不同的工作。我的体会是跟学生面对面的交流特别重要，我们有个规则“什么事情我找你，什么事情你找我”。你要来找我必须带着想法，最好有个大纲，我可以跟你一起梳理、讨论、调整这个想法。当然，有一些想法可能非常好，也有一些想法完全不靠谱。但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不应该强势的做出绝对的判断，哪怕我认为一个想法特别不靠谱，也只是把我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什么或者哪个地方不靠谱，你可以接受我的看法，也可以不接受回去继续做，然后想办法来说服我。作为一个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服我相信你的idea是有价值的，你的路径是可行的。我跟学生讲的逻辑是：老师不可能是全才，专家不可能什么都懂，如果你面对面都说服不了我，我不相信你能够说服评审人。

另外，因为学科背景的关系，我们的学生通常技术基础会好一些。年轻人接触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能力比我强，我主要做的就是帮他们理清事理逻辑。你先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事，做这个事情的逻辑是什么？把事理逻辑理清楚，然后我们再看你选择的方法是不是匹配这个任务。至于后面的事情，我能帮助的就有限了，如果需要可以请教团队里面的师兄师姐。我们团队的氛围特别好，我认为合作精神比个人优秀更重要。

作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您对学会未来的学术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望？

学会可以考虑借鉴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的方式，每年让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自由地组织几个头脑风暴式的论坛。现在常见的学术会议和论坛有一种不太好的趋势，就是形式大于内容，热闹而无收获。一类是顶尖的Top学者站在一定的高度跟大家分享面上的东西，比较粗，没法深入；还有一类是一些优秀的青年学者讲点上的东西，研究一个具体的idea的时候用的什么方法、是怎样完成实验的。具体的点其实是一个小众化的交流，只有当听众和报告人的研究非常契合的时候，才能听懂或者有兴趣听你在讲什么，思想上的碰撞会比较少。而自由的头脑风暴式的论坛比较少见。这种论坛其实不需要那么大规模，有个主题就行，学者们在一起畅所欲言，思想碰撞，更容易产生火花。我觉得学会以后可以尝试做一做这类论坛活动。

与其他的学术组织相比，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官方色彩是比较淡的，这一方面使得学会活动的资源条件会弱一些，另一方面也给了学会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数智时代赋予了历史性的机遇，相信未来学会会发展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