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10月17日“经济人专栏”刊登了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则柯先生《制度和机制也是第一生产力》一文。该文视角广阔，事例生动，反映了经济人的机智，但也勾起了法律人的忧虑。必须说明，本文中“经济人”和“法律人”的提法，只是一种指代，不是一种归类，而且我也并不认为，经济人都支持王先生的主张，法律人都认同我的看法。

　　为了说明“我们中国人是有创造力的，即使是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王先生举了一个报社分电脑的故事，大意是说，员工多电脑少，所以报社声称半价卖给迫切需要的员工，后来报社也没要钱。王先生对这种“‘设局’套取真实信息”的做法非常赞赏，认为电脑分给了需要的人，而没有得到电脑的人，因为自己“不报名”，所以也无从抱怨。

　　不过，王先生的说法可能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不报名的人不一定就是“表达了不迫切需要先进电脑的信号”，而是因为他们更穷；第二，报社事后没收钱，如果是事先策划好的，那正是利用了它和员工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而这正是王先生开篇就反对的；第三，报社的这种“智慧”可以一次灵验，但吃亏的员工却不可能次次被骗，所以，这种做法只能鼓励说假话，只能算作伎俩，不能成为令人信赖的规则。这样的“制度空间”，这样的“国人在信息经济学方面创新的天赋”，还是不要为好。制度的价值应当在于它鼓励善，在于它一以贯之，值得信赖，而不在于它多有效。

　　作为法律人，我更忧虑的是王先生对“一种蚂蚁怎样让工蚁忠心耿耿‘勤王’”的解说。每当林火过来，蚂蚁就抱成一团，每个蚂蚁都拼命往里面钻，当一团滚动到安全地方后，蚁后一定是幸存者，其他幸存的蚂蚁一定是比较强壮的。王先生特别赞赏这种“制度和机制设计”，认为“只有争先恐后最得力的蚂蚁，才能够钻到最里面，才能够存活下来，这些争先恐后最得力的蚂蚁，承载着蚂蚁王国的未来”。王先生直言不讳地说：“要是制度能够设计得这个样子，设计得拼命为大家就是拼命为自己……何愁我们的事业不兴旺发达？”

　　王先生对效率的追求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蚂蚁“勤王”的本能作为一种制度被引入人类社会，那么，我们就是在以制度的名义承认一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就是在以王国或者国王的名义牺牲他人，并且从最弱的人牺牲起。如果我们赞赏强壮的蚂蚁这种活下来的本事，就是承认在危难时先把弱者挤出去。如果我们可以用“多数”、“大家”、“种族”等名义牺牲少数、个人、异己，那么，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下列行为：

　　在几个人都要饿死的情况下，杀掉那个最弱的，用他的血肉维持其他人的生命；在刹车失灵，全车人面临死亡的时候，如果扔一个人在轮子下面可以减慢车速，多扔几个下去可能让车停下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活下去，那么，把弱小的一个个扔下去；如果再面临类似“非典”的危机，最稳妥的办法是把染病者处理掉，以保住更多的人，等等。这些做法，或许是划算的、顾全大局的，进而是符合某些经济人的制度诉求的。但是，这是一些既危险又无道的“制度”，有悖于人类社会的正义准则。

　　“两个翻船落水者只有一块木板”，永远不应成为支持强者生存的理由。任何时候，杀死一个弱者以自救，都应当被定义为一种故意杀人罪。我们可以承认它可宥，但不能承认它正当。否则，紧急状态就会成为强者邪恶行径的借口和残暴犯罪的烟幕。除了倾力使正义、人道等抽象的观念贯彻到极端的实例之中，我们没有所谓两全之路可走，因为高尚的借口本身也往往是强者给出的。如果我们承认保持判断的正直和举止的纯洁是艰难的，我们就必须坚守正义的底线。

　　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虽没有标准答案，但也肯定不是成本与收益的盘算。还有一点是清楚的：人类的正义法则应当不同于丛林规则。有一种鸟，刚一出生就知道用它柔弱的身躯把晚于它破壳的鸟(蛋)拱出鸟巢。这样生存下来的鸟，或许符合它们自己的正义法则，可是，遵循这种制度的人类，或者靠这种方式保存下来的人类，要它做甚？！这样的人类，不要再僭称万物之灵了，虔诚地做一只“勤王”的蚂蚁，或者苟活于“合法”谋杀弱者的鸟类之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