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7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召集，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近40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共聚一堂，纪念9年前英年早逝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和伟大的宪政主义者杨小凯先生。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陈禹教授认为我们需要发扬杨小凯挑战权威、追根溯源的精神，并从分工问题、超边际分析和现实问题三个方面发表了看法。他说到：“在大家一边倒都说是后发优势的时候，他提出来还有后发劣势，在一股潮流只说后发优势，而忽略后发劣势甚至掩盖自己缺点的时候，小凯有勇气说这个话，我是很钦佩的。”

陈禹教授发言实录如下：

陈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我钦佩他提出“后发劣势”理论的勇气

很高兴这么多朋友对这件事很关心，最初俊秀提出开这样一个会议的话，我也有一点犹豫，从到会情况和会下反映，从乌老师和年轻同志都关心这样的事，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这么多朋友参加这件事。

借此机会，我做一个发言，上午是纪念，下午是学术讨论，有些展开的问题下午再说，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想。探索信息时代的经济规律，这是我们学会在最近两三年，我们集中力量考虑的问题。

对杨小凯经济研究这几年看得多一些。今天开这个会，一方面是对杨小凯教授作为学者和同行的纪念，我们学会去年出得那本书，那本书叫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还没有杨小凯那么大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只说经济，但是也是一个巧合吧。

从杨小凯逝世到现在这9年，应该说发生的事是非常多的，这九年里头是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陈平关心两个问题，分工问题和宪政问题，咱们不说宪政的问题，今天就说分工问题，确实是更尖锐地摆在前面。

回头和子健说一下，城镇化说到底是分工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底这个过程中间，从年轻的时候就说，老说消灭三大差别，当时老想是消灭三大差别，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实际上是消灭分工的思想，这是不对的，不是消灭，而是如何发展，如何演化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感到现在现实非常丰富多彩，咱们就回忆这九年杨小凯逝世这九年，陈平说如果杨小凯能活到今天，一定会有更多的思考，我们就应该接着这个思考。2013年的中国，我们回忆杨小凯写中国向何处去，根本的变化简直没法说了，就像陈平说的，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思想也变化得特别大，我们的想法和1966年完全不一样了，04年到现在，要说大事的话，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在国内来说，这九年里头，重庆起来到降落，一直到今天还在延续发酵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很赞成陈平说得这句话，在西方悼念一个学者主要是讨论他提出的问题，下面我说三个问题，我看了杨小凯的东西，包括看了陈平的东西我想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分工的问题，我们需要发扬杨小凯的精神，一是挑战权威，追根溯源。杨小凯从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精神，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对这个问题的追根溯源。所以我就摘了布坎南的评价，布坎南纪念杨小凯的文章，这段话特别值得研究一下，一点也不夸张地讲，杨小凯跳过了两百多年带有误导性的经济学分析，把我们带回亚当斯密那里，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并且富有想象力运用现代分析技术，重新对斯密的思想进行阐述。杨小凯的贡献由此深入到经济学的核心领域。

这段话我是反复看了以后，需要往下琢磨。

两百年来经济学是误导，误导在什么地方，到底怎么样误导的？要重新领略斯密的基本洞见，为什么一触及到这个问题就到了经济学核心领域，我的体会是这样的，误导离开了分工创造财富的基本出发点，亚当斯密定理，首先前提是分工创造财富，然后才是规模决定市场范围，首先是分工创造财富，一加一大于二，分工了以后创造了财富，一加一大于二是怎么样大出来的，就像陈平说得那样，到后来整个转到资源配置的问题上，资源配置一般均衡模型。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陈平的意见，把注意力集中到一般均衡模型和资源配置问题就隐含了一个前提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话在马克思工资价格论也讲了，锅是一样的，只是分配勺大小的问题。杨小凯之所以工作得到了布坎南和阿罗高度的评价，很重要的一点，把分工重新作为研究核心议题研究，从这个意义上，体现了杨小凯眼光，在于抓住根本，而且是挑战权威，所以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高度评价，两次提名诺贝尔奖，这一点作为华人经济学家值得自豪的。

当然从思想方法来说，分工问题还可以专门讨论对分工详细的了解，从杨小凯这里学就是挑战权威，追根溯源。

第二个问题，超边际分析，超边际和新兴古典是一个事，布坎南说，杨小凯用现代分析方法重新解释斯密的思想，就是指超边际分析，这个时候和我个人背景有关系，我是学数学出身的，这里涉及到数学方法的引用问题，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这一步是重要的突破，为什么是一个突破呢？

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一再说到边际分析是在均衡的状态下，是在量的选择或者是连续，第一连续的，当然还有凸性，在这个基础上的决策问题。换句话说，我要这个还是那个，质的选择已经定了，在定了的前提下，来做量的选择，分工是给定的，我为什么分工，我不分工行不行？我们就往前推一步，从哲学的理念上来讲，质优先于量，质的判断上定下来，才谈得上量的分析。如果传统经济学边际分析是在一定范围内在前面提定了的情况下局部的量的分析，现在到超边际分析已经迈出了一步，同时往前把角点解的问题，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是先念哪个专业，才谈得上各个时间怎么样分配，像学生选课一样，专业定了，才谈得上选课怎么样选。

陈平认为优化理论在相对比较小的范围，这里头又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时间尺度的问题，时间尺度是短期的话，在相对平衡的，这个时候均衡模型也好，量化演化都是可以讨论的，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把尺度放大，放到陈平说得开放远离平衡状态系统的时候，那个东西又不行了，那部分就是质的差别，从边际分析到超边际分析实际上是思想方法的突破，一个超越，如果说这两个都有道理的话，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不同的系统类型问题上。冯·诺伊曼曾说过，用精确的方法处理根本就不明晰的概念和问题是毫无意义的。换句话说，冯·诺伊曼对于数学在经济学中怎么样用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物理是先有物理后有微积分，现在搞经济往往总想在物理里边成功的例子拿到经济中来，效益是值得怀疑的。他认为数学本身就要发展，换句话说将来经济学要用的数学应该是不同于物理学所用的数学，但是这个话是1944年冯·诺伊曼博弈论和经济学行为那本书讲的，到现在又70年了，在经济学中现代经济学中用得最多的是计量经济学、回归，再向前就是规划理论，规划线性规划，再往前像刚才乌老师提到的，80年代初，我们念研究生的时候正好是三论最热的时候，杨小凯翻控制论的时候。大家都在试图寻找一种能够符合经济学需要的数学，这个数学到今天为止人民大学数学教研室一直在出经济数学教学的教材，那个教材一共是五本，除了前面的微积分、线性代数主要是运筹学、概率统计。

我们现在经常引得一段话，我一直没有找到出处，一个学科的成熟程度是由应用数学程度决定的，对这个话我一直有点怀疑。按冯·诺伊曼的说法，实际上科学发展了，要求数学工具，数学跟着也往前发展，不能单方面说，数学已经准备好了好多东西，各学科来用。

超边际分析具体的分析方法角点解再细说，这应该是这方面的进步，在经济学中怎么样用数学方法，这应该是一个突破。

从杨小凯这件事我就稍微说一点立足现实的问题。因为咱们今天说是学术讨论，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也都明白，我们今天讨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中国现在有问题，大家才关心。

杨小凯是从一开始就不是书斋中的学者，我看他的文章包括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有很多的现实问题，我得到的教益，以我自己来说，我是比较怕谈实际问题的。因为实际问题都是很复杂的，各有各的道理，老说各有各的道理，等于白说，等于没说，但是实际上要想讲绝对化，就像有些炒作的时候，老说绝对化，一说绝对化肯定有错。以我自己来说，有的时候我会回避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就是回避这个问题，我看杨小凯不是这样。后发优势、后发劣势的问题，比如说在大家一边倒都说是后发优势的时候，他提出来还有后发劣势，在一股潮流只说后发优势，而忽略后发劣势、甚至掩盖自己缺点的时候，他有勇气说这个话，我是很钦佩的。

最近咱们学会也一直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应该增加提倡面对实际，有的放矢回答一些问题，因为现在的学术界，我也是老师，对此确实很有意见，在网上不负责任有一些悲观的说法，那也是于事无补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什么用呢？这不是学术讨论，讨论就细说了，作为一个感受，我们纪念杨小凯有些精神需要学习，如果杨小凯活到今天，对这些问题怎么样想怎么样看，做什么样的研究，有幸在这儿继续研究，就应该继续，不然的话，中国知识分子真叫做集体失语、集体失忆，那就太不对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