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7日，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召集，在北京举办了“纪念杨小凯教授学术研讨会”，近40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共聚一堂，纪念9年前英年早逝的杰出的华人经济学家和伟大的宪政主义者杨小凯先生。

　　著名经济学家乌家培先生回顾了与杨小凯先生的认识与交流过程，并对杨小凯先生在经济学领域的成就给予高度赞扬。他说到：“凡与杨小凯有过交往的人，都对杨小凯学习和工作的‘拼命三郎’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严格的本科生、硕士生的教育和训练，却能直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作出惊人的学术成就，靠的就是与常人不同的拼命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

　　乌家培教授发言实录如下：

　　乌家培（著名经济学家）：一位具有“拼命三郎”精神的青年学子

　　我认识杨小凯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70年代末，杨小凯在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从事事务性工作，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青年郁鸿兴。当时按照老一辈著明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的主张，用研究会来筹建研究所，他自任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总干事，他说“干事”要干事，不宜叫理事，副总干事有李德仁，徐寿波等，我也是其中之一，该研究会是由光远的秘书刘与任出面组织活动的。我常被通知去参加干事会，正是在那里认识了杨小凯和郁鸿兴。他们希望我能帮他们学习经济学。

　　杨小凯是光远的亲戚，他去光远的家时就常常从史家胡同8号步行几分钟来到我家干面胡同11号，在接触中，从他的自述，我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于长沙入狱，在牢里向几位中学教师学习数学和英语，他虽未进过大学，但自学成才。

　　最先，他送给我一本用蜡纸手刻的《经济动力学》要我为他修改，并帮他出版，这本文稿把热力学第二定律引入经济学，研究“经济熵”。我看后觉得比较粗糙，不成熟，劝导他可学习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研究这些横断科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把手刻本还给了他。

　　杨小凯非常好学，问我能否找几本经济学著作给他翻译，既可练习英文，又能学习经济学，我就在我房内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著的《经济控制论导论》说这本书很好，也不太厚，他拿到书后非常高兴，就说他准备与郁鸿兴共同去翻译，郁鸿兴是光远的侄子。

　　过了两个星期，杨小凯就把译稿送给我看，我当时十分惊讶，问怎么这样快，他诚实地说，是开了夜车赶出来的，对他的努力我不敢怠慢，抽时间帮他校改“前言”部分，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我负责任地找到王宏昌。他也是于光远出面从青海一个化学研究所调回北京来搞经济研究的，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王宏昌与苏绍智（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第一任所长）是南开大学同班同学，经济学功底好，特别英文较熟。我请求他帮青年学子一把，他欣然同意了。经王宏昌校改全书后，译稿的质量有较大的提高，最终经我推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由于当时国内正在兴起学习和研究经济控制论的高潮，该书出版后受到较大的欢迎，赢得学术界好评。

　　1980年至1982年，我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推荐和委派，作为该院第一批赴美国作访问学者五人小组的组长，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先在克罗拉多州的美国经济研究所学习英语口语达半年，后又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由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指导进行学习和研究。在上述这段时间内，杨小凯经常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帮他去美国学习，我劝他要安心等待时机。他每封信的结尾，都写着“翘脚以待”，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从当时由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数量经济研究室以进修教师身份作为我的学生的刘鹰给我写信告诉我，杨小凯因“历史问题”不能在北京为有关研究机构录用，经她帮助全家三口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落脚工作了。

　　由于刘鹰在经济研究所经常与福特基金会驻京办事处老盖特纳（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财政部长小盖特纳的父亲为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官）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大卫（具体姓名已记不准确）接触，在我回国之前去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这更促使杨小凯急于赴美学习，增加了给我写信的频度，但他不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我无法向马洪院长推荐他。

　　刘鹰介绍给我的另一位正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应用数学的钱颖一（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至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我向马洪报告后，马洪就同意了，为他在博士毕业后能否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工作，我还专程去找过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时任钱颖一所在系领导的一位党支部书记，经过双方协商，容后再定，就与福特基金会联系，由该会资助转去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对杨小凯我实在帮不上忙。

　　在这种情况下，杨小凯转而求助于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1982年邹教授到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学时，通过杨小凯的自我介绍，邹教授认识了他，并对他十分赏识，立即推荐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赴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但武汉大学党委不批准杨小凯出国。后经邹至庄教授直接写信给当时的总理赵紫阳，赵总理批示同意，武汉大学才不得不放人，让杨小凯到美国学习。

　　杨小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经济计量学，研究经济模型及其应用，由于他在美国认识了黄有光教授，并在黄教授的帮助下从美国普林顿大学转至澳大利亚莫纳斯大学，并改变方向，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着重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组织，并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经济学，力图构建新的经济分析框架，发表了几部专著和一批的有质量的学术论文，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我是在1985年认识黄有光教授的。同年11月至12月，应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鲍威尔教授的邀请，我率中国数量经济学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并参加“经济模型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两国双边学术讨论会，黄有光教授是澳方代表团9位成员中唯一的华人学者，他提交的论文为《国家经济政策中的效益与平等问题》他还送给我一本有关中观经济学的专著。我去过莫纳斯大学和黄教授的家，见过他的夫人，她曾到过南京市学针灸，十分称道中医中药。对黄教授与杨小凯的交往与友谊我并不太了解。

　　1989年我在上海五官科医院治疗视网膜脱落的左眼，因系第二次手术，难度较大，住院的时间较长。当时，我正在阅改我主编的《宏观经济控制论》一书的书稿，收到《中华英才》画报社寄来的一本大型画报，该期有专文报导杨小凯的宣传文章，该文只赞扬杨小凯在翻译《经济控制论导论》一书的贡献，我读后给该刊编辑写了封信，认为这样报道最好能在发表前给本人修改一下，避免与事实有大的出入和不恰当的夸张，这样才能起到爱护和鼓励年轻学者的作用，而不会给他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至90年代，有一次我到上海发展改革委员会出差，遇见时任副处长的郁鸿兴，问他与杨小凯是否还有联系，他说只知杨小凯来上海讲学，但已断了联系。

　　凡与杨小凯有过交往的人，都对杨小凯学习和工作的“拼命三郎”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尽管没有受过系统的严格的本科生、硕士生的教育和训练，却能直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中作出惊人的学术成就，靠的就是与常人不同的拼命的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他英年早逝，令人十分惋惜。这告诫后继者既要向杨小凯学习，学习他那股精神，同时也要关注健康，增强生命的正能量。

　　杨小凯为什么在国内未能成才，而至国外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从一个讲师跃升为一位国际知名的讲座教授，这表明我们国内的制度和环境对识才、爱才、成才和用才等方面还有严重的欠缺和问题。往往因政治观点和历史问题而戕害人才、扼杀人才、埋没人才和放弃人才，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有相互鄙视、妒忌、排斥等恶习，对相互尊重和关心做得不够好。有些领导是“武大郎开店”，不喜欢被领导者的才能超过自己。要兴国强帮，必须“广开才路”，网罗天下人才，包括专才、通才、奇才、异才，应多吸引人才，少流失人才。邓小平能重视、表彰、宣扬像陈景润这样的数学家，是非常伟大的。杨小凯是我国应引以为豪的经济学家方面的特殊人才。我国要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必须成为人才大国和人才强国。这里的“强”字，既是形容词，又是动词。用人才来促进国家强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