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约占全部事件的30%。
　　 互联网正在社会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经成为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广东省委书记汪洋2009年公开表示，开放是网络社会的生命所在，管理者要改变强制管理方式，允许新模式的探索和失败，还要相信民众有辨别的能力。
　　 社会在网络时代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变化，社会管理又将如何随机应变？本报记者日前就这些问题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进行了专访――
　　
　　 日益复杂的网络世界需要新的管理模式
　　
　　 “在网络技术上的虚拟社会，经济是全球经济，与传统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经截然不同；这里的社会是网络社会，是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虚拟社会；这里的国家已然是主权国家，但必须处理跨越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丁元竹表示，信息技术在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福利，公司内部以及与其他公司的关系均分散化与网络化，工作关系日趋个体化与多样化，国家干预则选择性地解除对市场的管制。
　　 丁元竹认为，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建立在主权国家、主权经济和主权社会三者合一假定之上的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政策理论在全球化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失去了应有的解释力。“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全球经济、全球社会的形成及其与传统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他说，人们发现，在一个各种不同的子系统不断出现并且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政府管理已经显得越来越吃力；政府发现难以预测自己的决策后果，难以避免其决策产生有害的影响。
　　 他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主权国家社会管理面临失灵和难以控制的体制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计划、预测和政府政策的作用都是有限的，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能预见未来的一切，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上的政策和战略也是先天不足的。这是当代社会管理的最大挑战。
　　 “信息经济基础上的社会，这个阶段依然保留了工业社会特征，如寻求扩大就业、加强社会保障、完善社会福利等。但是，信息经济基础上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挑战了传统的主权国家，以网络为基础的全球社会给传统的政府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全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丁元竹说。
　　 丁元竹分析说，信息经济基础上社会的问题在于，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跨国银行，社会全球化――跨国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互联网，以及建立在全球卫星技术上的跨国传媒，对传统的主权国家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社会版图的一致性提出了挑战，因为它跨越了传统的主权国家的经济版图、政治版图、社会版图。主权国家的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等跨越边界，形成跨地区、全球化的社会组织，接受全球文化等。主权国家如何适应或应对这种经济版图、政治版图、社会版图的不一致性，是当代社会管理领域的核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带来全球政治一体化，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世界经济已经真正地成为了‘全世界的经济’，世界政治却变得越来越支离破碎。”“在1914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世界上只有50个独立的国家，其中20个在欧洲、20个在美洲。如今，世界上已经有了大约200个国家。而且分裂的时代还没有结束。”
　　 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如何进行社会决策？如何引导社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曲折，避免危机？面对这些问题，丁元竹回答说，这需要新的管理模式。“治理是关于政府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以及他们如何连接市民”。治理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它是一个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
　　
　　娱乐化网络化拉远人们的距离
　　
　　 社会越来越呈现出来的娱乐化网络化趋向，这意味着什么？在丁元竹看来，“它确确实实给人们带来了便利，但是也使娱乐越来越个体化，失去了娱乐社会活动的意义。”
　　 “人类的生命个体不能独立生存，它必须与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群建立联系，并依存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和人群，从中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精神、社会方面的资源，这是生命的共同体本能，或者叫做生命的生态系统，在社会学意义上，我们称其为社区。”丁元竹说。
　　 他分析说，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分析，以及历史事实都说明，结为社区共同体是人类在自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因为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类彼此相互需要自己的共同体。社区在本义上就是把个体连接在一起，为共同体服务，参与共同体事务。
　　 “娱乐化网络化不利于人类这种社区本能得以实现和发挥。”他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社会管理需要互动和沟通
　　
　　 丁元竹表示，如何动员社会组织来治理社会、提高社会的管理水平是“十二五”时期提高我们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党和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治理是决定权利如何应用，决定如何做出，市民或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他说，行业协会登记管理改革初试牛刀，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登记管理需要及时跟进；社区治理主体逐步分化，居民自治力度仍需加大；乡村治理结构得到改进，农民参与仍需激励；社会组织作用不断提升，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定位仍需进一步明确。
　　 “治理是一种驾驭和引导社会和组织的艺术。”他说。
　　 丁元竹分析认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各类社会组织将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活动中来。要针对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考虑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可以根据社会组织的服务类型，如卫生、教育、科研、慈善、社区、文化、福利等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鼓励从事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对于有一定政治企图，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组织制定相应法律予以限制。对于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政府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法规，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
　　 “总的思路是‘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丁元竹分析说，“放开一大片”，即放开服务类社会组织，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限制一小部分”，限制有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有序，保持社会稳定。
　　 “要进一步转变、规范和完善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职能，从公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转变为保证者，从直接拥有和管理转变为制定规划、规则和监督评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