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乌家培资助计划授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孙一飞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周臻副教授和南京大学商学院宋培建教授，以表彰他们分别在信息经济和信息管理领域做出的理论创新。

学会近期对获奖者周臻进行了专访，深入了解他的学术成长历程和研究方法，以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助益。以下为周臻的专访内容。

您的学术成长经历是怎样的？

我的学术成长经历是一段探索的过程，带着一些偶然因素。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对各个学科知之甚少，结果被经济类专业“选中”。大学里，我开始被经济学模型形式上的严谨和优美所吸引。更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模型与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它们不仅提供了一个理解人们行为模式的框架，而且还是探索制定最优政策的重要工具。循着兴趣，在本科阶段我徜徉在复旦大学丰富且自由的学术环境里，听了各式各样的讲座、课程，虽然在学术方面还是很懵懂，也并没有特别出色的成果哪怕是尝试，却得以涉猎不同的学科与思想，享受了很多平静的思考时光，现在想来不仅非常怀念，而且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

带着对学术的憧憬，我进入清华继续深造。当时正逢国内经济学科改革的热潮，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从海外回到清华访问并担任特聘教授。在这些学者身上，我感受到纯粹的学术追求和炽热的家国情怀——他们秉持的治学态度和经世济民的理想深深感染了我。硕士期间清华十分鼓励国际交流，我也因此获得了去苏黎世大学访学的机会，并在清华和苏黎世都提前修习了一些博士课程。在双方老师们的帮助和推荐下，我拿到了多所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录取书，并最终决定去纽约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进入博士阶段，我开始尝试从知识接收者向知识创造者进行转变。这一阶段充满着煎熬和挑战：从每一次寻找研究问题到不断地推翻、重建再到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中的艰辛和酸楚难以用语言表达。但在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中，我逐渐可以平静地面对一次次的自我否定、无疾而终，并且能够继续满怀激情地提出新想法，在一路坎坷中着手开展研究工作。这就好比西西弗斯将巨石推上山顶的过程，绝大多数的学术探索最终都是没有结果的，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意义，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成长吧。

请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的理论意义、实践价值以及创新点。

我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理论建模的方法来理解影响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信息。整体而言，相比于许多纯粹的理论研究，我的工作通常也会聚焦于如何将理论成果应用于现实，希望能从经济学模型的视角来为现实中的一些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框架和依据。

从理论方法上来说，我的很多工作与近些年来相对热门的信息设计理论有关。信息设计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调整或影响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我的工作主要围绕如何利用信息设计来解决协调博弈中的协调失灵问题。

协调失灵（Coordination Failure）问题是经济学领域的经典问题之一。马里兰大学的Thomas Schelling教授针对协调失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因其从博弈论视角对冲突与合作的探讨被授予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协调失灵问题本身更像是一个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但其在发展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经济学里都有很重要的应用。例如，芝加哥大学的Douglas Diamond教授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Philip Dybvig 教授在1983 年发表于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论文Diamond and Dybvig (1983) 中针对银行储户之间的协调失灵问题——也就是挤兑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因此被授予202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针对协调失灵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给予市场一些信息，来有效地避免这种协调失灵的问题呢？如果可以，那么哪种信息披露方式更为有效呢？循着这个思路，我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其结果发现，从信息披露的视角我们对于破产制度和银行压力测试在防止金融危机所发挥的作用有了新的理解。其背后的机理，也有助于我们在应对其他协调失灵场景（例如金融恐慌）时设计新的信息披露制度。

例如，在我们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Panics and Early Warnings》中，我与我的合作者考虑了一个动态的协调博弈问题。不同于同期的相关的文献，在将问题扩展到动态情形之后，我们考虑了各种可能的信息披露机制。我们构建出了一种类似“提前预警”的机制，并且证明了这种机制在消除恐慌和解决协调失灵问题上的有效性。这个发现从理论上阐释了现实中类似银行压力测试和主权债的预警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也为相关市场的监督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您是怎样找到有趣的科学问题的？

我认为首先是关注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无意识的“直觉”，可以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灵感。回想我们小时候阅读的《十万个为什么》，它以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探索，激发了我们对物理世界奥秘的好奇心；而经济学，则是对人们主观行为的深刻洞察和总结，它通过一定的假设和建模描述人们在决策时所遵循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影响因素。很多行为逻辑其实已经深深印入我们的潜意识中，深入观察人们的行为并不断思考背后的逻辑，当然也包括对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制度、组织和规则的思考，如市场、货币等，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其次是要熟悉文献，但又不拘于文献。大部分问题前人可能都有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了解他们的工作并对文献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是十分重要的。它不需要“正确”，但必须是独立思考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激发出独到的见解，进而成为创新。

您主要用什么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我通常采用博弈论和信息设计等理论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这些都是经济学领域中比较传统但非常有效的工具。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清晰地揭示出经济现象背后的机制和逻辑，并提供简洁而有力的解释。

此外，理论工作虽然形式上优美，但我始终觉得对理论结果、作用机制以及相关假设的检验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也通过实证或者实验研究的方式，检验现实行为是否与理论相匹配。例如，我们2023年发表在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上的一篇文章结合了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实验的方法，尝试理解动态协调博弈中的“等待”选项是否可以帮助大家避免一些协调失灵的问题。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怎样的？

一方面，我希望在协调失灵问题上有更深入的思考，进一步拓展已有的认知，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例如，在我近期的一篇工作论文中，我尝试从理论和实验的角度探讨人们是如何通过没有成本的“空谈”来实现信息传递的。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借助实证和实验等工具，做更多贴近现实的研究，例如了解金融恐慌如何发生，人们在金融恐慌中的行为模式，以及相关政策如何影响金融恐慌中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等。

同时，我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独特的经济现象和政策实践充满兴趣。这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在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方面做更多研究，以信息经济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现象，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学机制，并寻找解决方法。

请您谈谈科研心得，您是用什么样的生活和哲学态度看待科研工作的？

对我自己来说，科研不仅是工作，也是认识世界的过程，是我满足好奇心和解答内心疑问的重要途径，也是我选择“浪费”生命的方式。

从事科研工作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熟悉我们学科的人可能都知道，在十分幸运的情况下，一篇高质量论文从写作到发表可能需要3至5年的时间。在科研过程中，我们为那些看似无用的问题努力寻找答案，尽管充满挑战和挣扎，但也正是这些挑战让科研充满了乐趣和成就感。

但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相对自由地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其实依赖于社会的包容和各个环节领导同事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科研工作不仅是个人智慧的体现，更是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您承担了哪些课程的教学？您是如何指导学生的？

我目前主要教授高级微观经济学、金融中介与金融监管以及博士生论文写作。所谓“教学相长”，教学是对科研工作很好的补充。我的体会是，把知识讲好是比“内化”知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基础理论课程，只有积累了深厚的研究基础，才能把知识真正讲清楚，并更好地指导学生。同时，和学生互动中迸发出的思想上的火花很多时候也能对我产生启发。在教学中，我鼓励学生提出质疑，独立思考，批判性地看待前人的经典理论，我认为这是积累学术能力的重要前提。

在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上，我可能更多希望做一些引导，去激发学生自身对高质量学术研究的兴趣和激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自身的驱动力，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与其说是培养，我觉得我和学生的互动更像是骑行途中的“破风者”和“主将”，我鼓励他们自由地去探索，追随自身的兴趣，也尽力帮助他们克服学术研究中的困难，提供“过来人”的经验，减少他们前进的阻力。而他们，也只有他们，才是那个最终要独立完成研究并取得成果的人。

请您谈谈获得乌家培资助计划的心得和感受。

感谢乌家培先生的慷慨支持以及同行评委们的高度认可。乌家培资助计划对于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意义非凡。这一资助不仅象征着对我个人学术成果的认可，也体现了对信息理论研究这一领域的支持和鼓励。理论研究在国内经济学界一直没有特别大的声量，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和重视，同行关注度相对匮乏，这也更凸显出这项资助计划的难能可贵。

我将继续致力于信息设计和协调博弈领域的研究，力求在研究上取得更多突破。也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加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和探索，为推动中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贡献力量。